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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January

    纪念我的父亲

    纪念我的父亲
     
         今天丙戌年腊月初四(2007-1-22)是我父亲64岁的诞辰,又是他去世35天的祭日,按照我老家的传统,今天是家人祭奠亡者最后、最重的日子,故作文以纪念之。
         我的父亲,讳忠义,生于壬午年腊月初四(1943年1月9日)的湖北省天门市张港镇白台村,我的祖父有四子一女,家父是长子。白台朱氏属于典型的大姓聚族而居的情况,我父亲这一辈名字中间都有一个“忠”字,除我父亲取名“义”之外,我的叔叔们还用了“道”,“理”等字,从父辈的名字可以看出,我的祖父是一个极为正统的人,而这种严谨的家风明显的遗传给了我的父亲。我父亲幼年丧母,我的祖母在生我二叔时过世,我祖父续弦,生了我的三、四叔和姑姑。父亲少时家贫,15岁(1958年)便离家当兵,据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参军是要查出身的,由于我家世代贫农,所以才能有机会参军,并进入当时属特殊兵种的空军地面防空兵部队,进而被选拔学习医学,成为一名军医。
         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转换过部队,在我记忆中,他服役的部队是隶属于北京军区空军的高射炮7师,驻地在北京通县,该师在九十年代初是第一批换装S300导弹的部队之一,后移防天津,大概现在也由师转旅了。
    父亲从军后先是在福建平潭岛与当时频繁骚扰大陆的蒋介石空军作战,后作为抗美援越的防空兵部队,入越南与美军作战,1976年父亲参加了唐山地震的伤员救治,80年代初父亲从军队离休,在我家附近的一些社区医疗机构中任职医生。父亲是一位极有敬业精神的医生,他从不搞医生那些邪门歪道的东西,他严格的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勤奋的工作,从不媚上,也决不欺骗病人,因此他的病人没有不爱戴他的。2004年父亲退休。
         我对父亲的印象应当从1976年说起,那一年对于我家来说是转折的一年,先是妈妈和姐姐从老家搬到北京,到京后不久移居崇文区永定门外景泰东里,直到现在。而后是唐山大地震,父亲奉命参加了伤员抢救的战斗,就在地震后不久,我的爷爷因肝癌在家乡去世,父亲由于参加抢救的缘故,没能回家为爷爷送终。那一年,父亲和母亲常年分离之后,终于可以一起生活;唐山地震中父亲看到了太多的鲜血和死亡;还有祖父的去世;这些促使爸爸妈妈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于是我在1978年出生了,那时父亲36岁,正好我们都属马,因此我印象中的父亲是中年以后的样子了。不过从父亲早年的照片上看,他年青时长得很帅,眉清目秀,特别是一张在越南的香蕉树下照的照片,那时父亲穿着越军军服(当时为了不公开参战,所有中国入越军队一律穿越共军服),堪称英姿飒爽。小时候,家里有不少部队用于敌机识别训练的美军战机的模型,还有从被击落的美军的飞机上找到的铁盒子之类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一块美军飞行员降落伞上剪下来的布,虽然都是小东西,却是我家最重要的收藏。大概正是由于幼年时代的这种记忆,让我后来成为军迷,中学时代还一度梦想作战斗机设计师。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只有一次回乡,那也是我生平唯一一次回乡。那年我4岁,当时情况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有两件事印象深刻。其一是在北京站,妈妈送我们上火车后要回家,我不让妈妈走,抱着妈妈大哭,那大概是我生平第一次离开妈妈,所以哭得死去活来。第二件,是在我爷爷的坟上,父亲嚎啕大哭。父亲那时的心境,我至今才有所体会啊。在我刚刚懂一点人事的时候,便待我回家祭祖,父亲大概是想以此告慰祖父吧。
         我的家庭是慈父、严母型,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很少批评我,我少有挨揍的记忆,偶尔一次也是母亲行刑。父亲是讲究生活情趣的人,小时候我家住平房,那时我家院里种满了鲜花,院顶上还爬满了丝瓜藤,每年我们都有好多的丝瓜可吃。父亲喜欢养鱼,常带着我去护城河边捞鱼虫。父亲喜欢摄影,总拿我当模特儿。父亲最爱作的事情之一是给全家削苹果,从我记事直到他退休之后一直如此。
         从小到大,每次我生病,爸爸总是仔细的守护我,甚至到我读高中的时候,偶尔发烧,父亲还是要在床边看着我入睡才肯休息。由于我是早产儿,出生时体重不足,身体虚弱,所以爸爸担心我不能长大,于是生下来不久,就给我灌了不少人参汤,大概是借了那些人身的功效,我后来身体一直很好。小时候如果要打针,我是只要爸爸打的,碰上其他大夫、护士一律哭闹不止,爸爸给我打针的时候,总是先给我讲其他事情,分散注意力,找个机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扎下去,然后慢慢推药水,而且一边推另一只手一边轻按入针的地方,这样胀痛不会太强。还有一次我不知是生了什么病,要吃中药,我那时候最怕苦,死活不喝药,于是爸爸就买了一种叫高粱怡的软糖,把软糖和中药一起熬,做成一种药膏,吃起来就不苦了。
         不过那时候父亲也有一些让我很郁闷的事,我爱吃甜食,特别喜欢巧克力,每次见到巧克力,无论多少总要吃完。我小时候所生的病,很多是由于过于贪吃,造成消化不良。后来父亲把巧克力藏高高的柜子顶上,我够不着,也就不会由于吃得过多而上火了。那时我经常磨爸爸给我拿巧克力,大概烦了他不少。
         那时父亲经常给我讲故事,晚上还会读历史故事给我和姐姐听。不过上学之前,我最怕的是爸爸妈妈教我背唐诗,小孩哪里懂得什么叫“羌笛”,何谓“玉门关”,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却死记在脑子里,多年以后,我才恍然这句诗的含义。让不认字的小孩生生记下唐诗三百首,真是父母的一大奇迹啊。我喜读历史也是父母引导的结果,小学刚能读书的时候,家里就有了《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这两部书是我童年最常看的读物。
    父亲晚年多次讲,他此生事业上没什么建树,唯独让他欣慰的是教育了姐姐和我。孩子来到这世界上,是一块白画布,父母用爱的颜料作画,几十年后,作品完成了,画家也就该谢幕了,父亲一直认为,自己一个好画家。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住平房,家里要砌院墙,新建厨房、浴室和一个新的卧室,砖头是爸爸带着我和姐姐从一个拆迁工地拣回来的,那些建筑工程都是爸爸每天砌几层砖,刷一刷墙面,个人慢慢完成的。爸爸还是家里的修理工,家具、自行车、鞋子等等,都是他自己修,上中学的时候,爸爸定期要对家里的所有自行车进行检修,上油、换链条、拉笼几乎是样样都会,那时候我还经常给爸爸打下手。去年春节的时候,爸爸还帮我给皮鞋钉掌,那次还因为指头沾上了粘合剂,伤到了皮肤。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家由于平房改楼房,暂时中转到卢沟桥旁边的五里店,我在崇文上学,回家路途太远,所以就和父亲一起住在他的诊所,母亲和姥爷、姥姥住在五里店。那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姥爷得了肺癌,母亲提前退休照顾家,姐姐读大学,我在读初中,除了养育我们姐弟,父亲还支持老家叔叔们的孩子们上学。父亲除了白天要工作,晚上还要做饭,他并不太会做饭,所以当时我和他吃得都不好。记得有一次,不知是哪个病人送了爸爸一箱核桃,爸爸晚上就用锤子全部敲开给我吃。这一次大概是我小时候吃巧克力没够的毛病又发作了,那一箱核桃基本被我一个人一次吃完了,结果当天半夜便开始闹肚子,上吐下泻折腾了整晚,此后一连多日我只要听到核桃的名字就想吐。为此事,父亲相当自责。
    那时候,给我理发也是爸爸的工作,爸爸于此道极不专业,虽然他下剪时总是小心翼翼,但仍然经常会夹住我的头发,揪得我大呼小叫。每次揪到我的头发,他都会万分抱歉。
         上高中的时候,我由于训练方法问题,造成了两膝韧带的损伤。我从4年级开始参加长跑训练,6年级上体校,曾经一度是北京市有名的一个小运动员,多年以来父亲一直是我比赛的忠实观众,凡重大比赛,他必亲自到场。高二那年,我左膝的伤情日渐严重,严重的时候,有几个月没法正常走路,爸爸陪我找各个医院治疗,医生们都说没有太好的办法,建议我以后不要再参加长跑训练。那时我的心情灰暗之极,多年训练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连基本的行动都困难。为了尽快帮我治疗,父亲请人给我配置专门的热敷中药,每天晚上都要把两大包中药煎热,然后敷在我的双膝上,冷却之后再换再敷。夜夜如此,连续数月。父亲不善言词,也不善于表达感情,他只会默默的做事,但就是这沉默的父爱,扶我重新站立。父亲对我的教育,身教多于言传,是他让我了解到了爱与责任。
         由于有肝病,父亲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特别是我上大学以后,他衰老得特别快,人逐渐消瘦下去。而我呢,那时候回家的时间就很少了,毕业之后便开始在异乡闯荡,这些年来,极少在家,即使回京,也忙着和旧友聚会,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没有多少。开始创业后,我与父亲谈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我的商业计划,他对于我坚持创业信念是绝对支持的,父亲相信我的能力。前年春节后,我返回广州,父亲执意要送我去火车站,那是春运期间,北京站人满为患,我和爸爸在候车室紧挨着挤了半个小时,那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了父亲的瘦削无力,他需要我去支持帮助他了。可是,我终究没能为他一丁点儿事。
         父亲讲,他最后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我成家立业。那是发现他得了癌症之后的事情,我哭了,我讲了很多自己的伟大计划,宏伟远景,但他终不得见了。
         如今,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却时时刻刻想其他来,我吃苹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理发的时候,骑车的时候,因为那些事都是父亲为我作过的,生活中我的每一件事都有父亲的影子,我是他的作品,我是他生命的延续。父亲走了,他用他生命的终结,作对我的最后一次教导,关于亲情,关于人生终极意义。
         父亲是宽厚仁慈的,是正直、公平、理性的,他是与世无争的君子。爸爸是支柱,是源泉,是太阳,是我深厚的能承载一切的大地。
     
    14 December

    黑色幽默:告诉你我亲眼所见的政治小爬虫真实的生活

    从一次权力斗争看“领导艺术”及其他
      在下厕身机关多年,亲眼见到各种各样的政治动物和光怪陆离的现象,对机关的生活感触良多。看到天涯的朋友们各施所长,把个杂谈搞得好不热闹,不禁心痒,遂把我在机关生活的所见所闻,点点滴滴,记录在此,或能博君一笑,在下心已足矣。
      虽然哲学家阿Q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但是我所记下的这些现象合不合理,还是不太好说。有些现象是无法解释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看我贴子的一部分人,都在不久后做成了如下事情:1、恋爱成功了;2、生意谈成了;3、升官发财了;4、心情舒畅了;5、家庭和睦了;6、身体健康了;7、万事顺意了。这部分人就是先顶再看,看了还顶的兄弟姐妹们。另一部分人,看了我的贴子,不久以后,却糟之极矣,糕之极矣,具体表现是:1、恋爱失败了;2、生意破产了;3、贪污被抓了;4、心情糟透了;5、家庭破裂了;6、身体不行了;7、事事受阻了。这部分人就是那些看贴不回的小气鬼。毛主席教导我们:“看到好贴一定要顶!”毛主席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回个贴就那么难吗?
      是为序。
      一、一次完美的夺权
      1、觉察
      那时我是办公室主任。
      这一天,我陪单位头儿下乡。在小车上聊起了单位里的近期工作。头儿问我对近期工作有什么意见。我想了想,司机是我的部下,也是我的铁哥们,这个时候,我讲什么都没关系。鱼鲠在喉,此时不吐,更待何时?
      我提醒头儿,“要注意啊,领导班子里有人在搞小动作。”头儿回过头来,一脸疑惑,“啊?”我的铁哥们司机马上附和,“对啊对啊,头儿你还没有注意到吗?”就这样,我和司机唱起了双簧,你一言我一语,把那个搞小动作的陈某人的嘴脸给勾勒得活灵活现。
      罪状一:单位新设立了一个下属单位,陈某人主办其事,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个单位的法人代表报成他自己了。(头儿想了想,是啊,好像没上会。他事后汇报,我也没太在意啊。)
      罪状二:陈某人利用这个下属单位收费,收据嘛,不用财政的,用税务的,这样就不用和财政结算,游离于单位财务之外,收了多少,他掌握。(头儿脸色凝重起来,确实咧,我不晓得倒底这个中心收了好多钱。嗯……)
      罪状三:陈某人利用收到的钱收买人心,(头儿问,“怎么收买人心法?”)是这样的,不是快过年了吗,按照惯例,要发点年货撒,陈某人这几天到各个科室都说,“我的服务中心要发点东东给各位弟兄,聊表心意……”那些正准备购年货的人听了这话,这几天都在议论,在盼着呢!但是奇怪的是,怎么是他发点东东给我们呢,原来,他是要用服务中心收到的钱来做人情。钱虽是服务中心收的,但这个中心还是机关管的嘛,独立了撒?经过分析,原来这样做可以一箭三雕:默认他对服务中心的财务权,此其一也;使他暗渡陈仓得来的名义中心负责人合法化,此其二也;收买单位人心,让人觉得他大方,此其三也。这三个结果,必然导致头儿权力在不知不觉中架空……
      头儿所以能当头儿,总是有过人之处的,没等我们讲完,他呵可笑了起来,“同志们提得很好,很及时,很必要,谢谢两位。”又说,“你这个办公室主任要随时提醒我,当好领导的参谋嘛。这阵子工作多,这个中心的事我就交给他去运作,没想这么多,不是你们提醒,真可能会闹出什么事来,那就不好了。看来要迅速整改,使服务中心走上正轨。”
      其实我哪里想和头儿参什么鬼谋,权力在谁手上,关我屁事,我是实在看不过眼了,陈某人太过分了,逮个机会让他接受党的先进性教育,有何不可,有何难哉?这小子不厚道,我辛辛苦苦把办公室的破打印机给换了个新的,他一句话,呃,怎么这个新打印机不放到我那个办公室呢?搬过来搬过来!他那台打印机还用得过去,凭什么要搬过去?没道理,气愤!但没道理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他是领导(刚升的,一个月以前还不是和我一样),他牛逼,你难道硬起脖子跟他抵?没办法,我只好又用那台破打印机,不过我也使个小计,干脆叫那破打印机彻底罢了工,管他娘的,大不了效率低点,又不是和兔子赛跑。此类事情举不胜举,总之陈某人对同事不厚道。有一回他和我讲:“我早就想整宋某人了!”宋某人就是司机,我的铁哥们,他听了我的转述,气得当场拍桌子,吊他妈的!整我,我整哪个?一个单位的,成天想整同事,什么狼心狗肺嘛!哼!走着瞧……
      下乡回来,头儿不露声色的找另一个副职王某商量工作。顺便讲一下,我们这个单位,一正两副。商量的结果,当然是在共同关心的重大事务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头儿决定:事不宜迟,下午就开党组会。
      我这个办公室主任一看头儿去找王副,知道有好事了,在通知陈某人下午开会的时候,忍不住从屁眼里笑出声音来……
      2、规范
      党组会议:
      时间:二零零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某时正
      地点:单位会议室
      参会人员:单位党组成员一正二副
      记录:办公室主任
      会议议题:规范单位下属单位某中心的管理
      头儿:“人都到齐了,现在开会。主要是研究一下最近刚刚成立的服务中心,如何实现规范化管理,使之走上正轨,以便为今后拓展业务打下良好的基础。主要规范以下几个方面:一、服务中心的事权;二、服务中心的财务;三、服务中心的人事安排。下面,请同志们各抒己见。王副,陈副,你们谁先发言?”
      (头儿的目光注视着王副。)
      王副:“我先讲几句,讲得不对的,请头儿和陈副指正。某服务中心,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好容易得到领导的同意,才成立起来的。所以要搞这么个服务中心,一方面是改革的需要,政府机的改革方向是小政府、大社会,今后越来越强调服务,淡化管理功能,上面有要求,形势也逼着我们要成立这个中心,逐步地把单位的业务转向服务上来。这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在朱老板上台以后,搞机构改革,结果把我们的编制给减少了,本来不减编,人都少了,减下来人更少,都快没有干活的人了,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就兼了好几份工作,手下只有一个司机,光杆司令一个,实在是人手紧,在这种情况之下,争取适当的编制,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上面要求,成立这个服务中心。所以,我认为,服务中心应该定位为机关的补充,在事权上,应该和机关统一,其人员也不能独立于机关之外,机关统一使用,不能说我是中心的,你们是机关的,你们的事我我不管,那是绝对不行的。关于财务,我认为,基于事权和人事安排是统一的,财务也应该统一于机关,出纳还是机关的出纳,会计还是机关的会计,签字也应该是一支笔,头儿不签字,不许开支。我的意见就是这些,想到什么讲什么。”
      (陈副脸色阴沉,认真的记笔记。)
      陈副:“我谈点不成熟的看法。我的意见和王副有点不同。我们成立这个服务中心之前,到兄弟市区都去考察过,普遍的运作方法不象王副所说的那样。以某某市为例,他们在成立这个中心之后,是给予了中心一定的权力的。中心所管的事,就是按照职能要求,专心致志开展业务,机关的事一般不管,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管,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开展业务十分红火,事情特别多。我个人认为,从管理上来讲,服务中心和机关混在一起,恐怕会出现混乱、扯皮、低效,实际上某某市服务中心成立之初就存在这个问题,后来事权分离出来,才得以理顺。所以,关于事权,我主张还是要吸取教训,不要犯别人已经犯过的错误,还是独立的好。”
      头儿:“嗯,也有一定的道理。”
      陈副:“关于人事安排,我认为,以后中心将承担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务,业务也会十分专业化,需要招聘较为专业的人员来做,某某市就是这样的;如果和机关的人员一起,不利于专业化,也很可能导致服务中心的工作不能按既定计划完成,或者完成得不好。我认为,中心的人,应该首先做好中心的业务,在能抽出空的时候,适当帮助做一些机关的工作,这样比较有利于工作。”
      陈副:“关于财权,根据我和办公室主任等人到某某市等地方考察的结果,他们大部分是独立的,所以要独立,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中心作为一个法人单位的定位,如果财务不独立,这个法人单位就不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法人单位,再说,也不利于调动中心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显然,服务中心有收费权,收了钱又不能用,作为负责人连请兄弟单位吃顿饭都不能表态,不能签单,那么这个负责人或者说法人代表,肯定是有名无实,当然也就没有积极性。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现在讲这个话,好象自己在争权,因为我是负责人,但我讲的是对事不对人,无论哪个来当这个负责人,都要有签字权,如果现在作调整,我不当这个负责人,我也还是这样讲。我的意见就这些,考虑不成熟,主要是头儿定罗。”
      头儿:“讲完了?有没有其他意见了?没有了?那就我来讲两句。我的看法,今天我们专题讨论服务中心的规范问题,我们的出发点,肯定是有利于工作,这个工作,不仅是服务中心的工作,也包括机关的工作,我们三位,都是机关的领导嘛,当然要考虑得全面一点,要顾全大局。这一点上,我认为王副的分析是很正确的,他讲清楚了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服务中心,为什么?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机关人手不足的问题,说白了,我们就是在借壳上市,借中心的名义向党委政府要编制,要人员,要拨款,借此增强机关的工作实力。这是我们成立这个中心的出发点,我们在讨论规范中心的问题时不能忘了这个出发点。”
      头儿:“陈副的意见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主要着眼于服务中心的健康有序发展,按照陈副的意见去运作服务中心,当然是符合中心的定位的,这样运作下去,服务中心红红火火,是指日可待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一点,我前面讲了,服务中心的成立,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机关的工作实力,依照陈副的意见,中心什么都独立了,机关就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人叫不动,钱也管不住,这就与我们的初衷相违背。当然,在成立服务中心这项工作中,陈副花费了大量精力,做出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陈副是服务中心名副其实的开国元勋,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陈副提出的这些意见,我认为,正如他所说,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一点更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从全局来考虑,完全按照陈副的意见,肯定不利于机关的工作,同时也会因此影响服务中心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因为毕竟服务中心是受机关领导的嘛。”
      头儿:“我看可不可以这样,服务中心的规范分两步走,第一步,按照王副的意见,统归司马懿,机关把人、事、钱全部管起来。等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不晓得是多久,再按照陈副的意见,人、事、财逐步分离,但是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条件成熟了,——就目前阶段而言,我认为还不成熟,因为机关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中心的编制和人员必须牢牢掌握在机关的手中。总之,为了顾全大局,我认为,分步走的方案可能会比较好。”
      (沉默。)
      (陈副欲言又止。)
      头儿:“两位还有什么意见?”
      王副:“我认为,头儿的分析站得高,看得远,措施稳妥,比较可行,按照这个方案,不但规范了服务中心目前的运作,解决了目前机关缺人办事的当务之急,同时维护了团结,又留下了退路,为中心的长远发展作好了远景规划。我完全赞同。”
      头儿:“陈副,你还有新的看法没有?”
      陈副:“头儿的方案,在第一阶段显然是不符合服务中心的独立法人定位的,但是,中国的事情,往往急不得,也只能一步步来,我表示同意。”
      (我边记录边窃笑。我看到陈副的脸都变色了,但还是装出一副顾全大局、豁达大度的样子,表态同意,猜想此时他心里肯定在念叨四个字:大势去矣!不禁喜从腹中来,屁眼里又冲出一波激动的微笑。哈哈哈,陈某人今天上了一堂生动的先进性教育课啊。)
      头儿(总结):“这天这个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成功,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如何规范服务中心的运作,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最后充分考虑了各个方面的因素,吸纳了两种方案的优点,既解决了当务之急,又兼顾了长远发展,得出了一个很好的统筹解决方案。这事就这么定了。会后,办公室主任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一个规范管理某某中心的文件出来,要抓紧拟稿,明天早上交给我过目。两位还有没有其他事要议?没有?散会。”
      后来,头儿酒后多话,提起次精彩的夺权,说,领导艺术是很重要的,该min zu的时候要min zu,该集中的时候要集中,有时候要强调min zu,有时候要强调集中,什么时候强调min zu,什么时候强调集中,要看情况。)
      二、一次完美的加塞
      从一次加塞,来看头儿对min zu和集中炉火纯青的运用。
      服务中心刚刚成立,有编无人之际,大小领导就盯上了。我们地方老大也盯上了。他有个死党的女儿白女士在一个自收自支单位,想调进财政拨款单位来,刚巧这个中心成立,于是找个老大,老大一个电话给我们头儿,头儿心神领会,——该白女士人情练达,头儿手机坏了,就“借”手机给头儿“暂时用着”,还认头儿作干爹,头儿早就想帮干女儿,现在有了老大发话,更多了一个下级服从上级的由头,于是很快操办起这件事情来。
      按照台面上的规定,举凡事业单位进人,是要公开招考的,如何绕过这一关,让老大安插的人顺利进来呢?头儿为此动了很多脑筋。在一次研究人事工作的党组会议上,头儿提出了服务中心的进人问题,请同志们议一议。在同志们发话之前,头儿讲了这么一段话:服务中心成立了,但还是个空壳子,没有人,这是个问题,什么事情都要人来做嘛。某某单位的白女士,刚刚从机关分流出来,暂时安排到一个自收自支单位,根据当初的分流方案,对她的安排是暂时的,上面发了话,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把她安置到一个好一点的单位,这是对改革负责,对白女士负责。中心成立以后,党委老大和我商量这个事,可否把她安排到服务中心来。说得好听点是商量,说得正规点,这是党委政府在下任务啊!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这个事情,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两个副职一听,心里老大不高兴。这个会的议题之一,本是商讨根据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拔人才,充实服务中心力量,头儿话锋一转,就成了如何完成上面压下来的裙带安置任务。上面安置的人,哪里会好用,再说,这个白女士更是个厉害角色,处处要强,人人怕他三分,如果安进来,岂不是引狼入室?关于这个白女士,顺带提一笔,她原在一个地方机关,本是相当吃香的部门,省政府一道命令,把这个香饽饽给收了上去,成为条管单位,由于种种原因,白女士没有进入到上收的条管单位,地方政府只能暂时安置她进一个自收自支单位。她对此颇为不满,撒起泼来,找上改革办的门来,一言不合,当场就把人家的桌子给掀了,大吵大闹了半天,犹不解恨,临去还砸碎了办公室的玻璃。可巧的是,改革办当时抽调的工作人员中就有同样不是耗油灯的陈副,对这样一个泼妇,陈副当然是记恨在心。如今听说要考虑她进自己地盘的事,你说他会同意吗? 
      头儿对此岂有不知,他知道两个副职都会反对,这样一来党组会议肯定通不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一改往日召开党组会时先由副职发言的做法,说我先讲两句,我的意见是:中心需要人,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白某某工作能力强,相信能够胜任中心的工作;再说,对她的安置,是领导的意思。基于以上理由,我表示同意安置白女士到服务中心。
      官场潜规则,一把手首先表示同意了,二把手三把手一般是不会和一把手唱对台戏的,除非一把手的意见严重损害到自己的个人利益。头儿这一表态,会议的结论基本就定了调,两个副职发言的时候,嘟嘟哝哝了一番,意思是白某某这个人嘛,能力还是有的,但是,个人修养还有待加强,但是既然党委老大发了话,头儿也没意见,那我们也没意见(明明有意见也不讲)。就这样,三位伟大领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又取得了一致意见。后来我领会出来了,这种会当然不能强调min zu,得强调政令畅通,下级服务上级,一句话,以集中为主,而这个集中,是首先就得抛出来,不是在充分讨论酝酿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否则怎么可能控制节奏和方向?事实上,这种min zu会就是通气会,而形式上是集体讨论通过的,有责任大家担着。这就是“领导艺术”。
      全世界人民都讨厌的白女士后来是这样进来的:
      第一步、借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地球人都知道,进一个财政拨款的单位是要考试的,但考试操作起来是要很长时间的,反正服务中心得用人是不是?为了有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先抽调一个思想政治表现好的(狗屁,没得标准,说你好你就好)、工作能力强的(也是狗屁,说你行你就行)同志先干着。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有目的借进来的人,一般是不会还回去的,这就为白女士下一步名正言顺的调入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第二,白女士是个聪明精乖人,她既已进来,和两个对她不感冒的副职搞好关系,或至少在台面上过得去,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第三,为下一步的正式考试做铺垫,地球人都知道,倘若招考,一般会优先录用已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借用、聘用人员的,到时所谓考试,还不是走走过场?
      第二步,当然就是过了几个月后,参加所谓公开招考,招考条件基本上就是按照白女士的现有条件来设置的,她是唯一的考生,成绩出来,当然是状元,这样就堵住了天下人的悠悠之口,遮住了万千群众雪亮的睽睽众目(实际上不可能),白女士如愿以偿地进入了服务中心。
      三、一次完美的填坑
      从一次填坑,来看年头儿如何玩弄min zu于股掌之中。
      有一年,我们单位和另一个局联合操作了一次干部考试,那时的考试是相当不规范的,经办人员收下报考人员的报考费,开张白条就算收据了,全部收入皆未入账,考试一结事,两个单位的相关人员银子入袋,到处吃喝找乐子。这个考试其实也是给聋子听琴,给瞎子看电影,摆明了是走过场,所有参考人员只要过了报考审查这一关,蠢宝都考得上。考试过了关,临时工成了正式干部,交了钱只收到白条的事,自然也不会坑声。大家各取所需,闷声发大财,皆大欢喜。
      谁知过了若干年后,好死不死,和我们合作的那个局当年经办考试的工作人员出了事,纪委三查两查,连威胁带利诱,最后拔出萝卜带出泥,当年两个单位的种种龌龊事渐露端倪,风声越来越紧,两个单位的有关人员心里有事心里惊,急得团团转。
      头儿当年也是分赃的腐败分子之一。他平素沽名钓誉,政声甚好,谁知平地一起雷,当年收点小钱(在他看来)竟然可能以不光彩的方式暴露出来,不禁颇感焦虑。这种政治小爬虫,其实和想立牌坊的婊子差不多,把失节看得很重,如何才能不暴露,不出事,这些天来他绞尽脑汁,苦无良策。到后来他想还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现在被纪委审查的经办人员把当年收的RMB全部补上,这种经济案子,纪委大约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只要坑能填上,大不了发个通报罢了,但关键是那钱全部分了啊!而且,要命的是,两个副职当年不是领导,不得躬逢其盛,利益均沾,如果提出要单位出钱出力揩屁股,肯定得不到支持。最后,他决定,由于兹事体大,召开全单位工作人员会议来摆平这件事情。
      这个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开得异常艰难。大家都知道头儿与当年招干事情的关系,但都装作不知道。头儿也知道大家可能都知道他收了钱,但他装作不知道大家知道。这种事情摆不上桌面,是绝不可能在任何一会公开场合说的,大家都是混了几十年的老江湖了,对此心知肚明,心照不宣。
      头儿一发话,振振有辞,堂堂正正:“今天我们开个全体会议,主要是想发扬min zu,群策群力,寻找解决当前一个麻烦问题的对策。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影响我们单位的公众形象,影响我们在座各位在党委政府心中的地位,影响大家的前途和进步。事情是这样的:当年与某单位招干的事,出了点小麻烦,经办人赵某收钱不开发票,事后也没有入账,我们都知道这个钱不是他个人收的,是在两个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意后收的,虽然没有入账,但确实是用作当年招干工作的经费了,比如安排考试啦,安排上级主管部门人员吃住啦,等等,总之不是赵某人个人贪污了。这个事情我很清楚,当年财务规范化的单位也没有几个,这样的事情要抓,一抓一大把。所以赵某人在这个事件中是代人受过了。具体的讲,就是代他们单位和我们单位受过了。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看,纪委意在治病救人,关键看态度,但是当年收的钱一定要充公。这个钱他是拿不出来的,已经花了嘛,我们单位和他们单位都花了一部分。大家讨论一下,怎么办好?我的看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比较好,何况也不是什么大事。下面大家讨论一下。
      两个副职低头不吭声。心里想,关我卵事?
      其他普通工作人员饶有兴味的看头儿表演,也不作声。一时安静得十分尴尬。
      头儿见状不妙,催促道:“怎么大家不讲话?同志们,不要事不关己呀,我们年年讲,月月讲,讲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干部都是这么优秀,怎么就提拔不起呢?是有原因的啊同志们!连个这样的小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战斗力,没有凝聚力,我这个一把手到党委那里去要官帽子,怎么讲得过去?这件事情必须有个解决办法,请同志们都表个态吧,啊?”
      头儿把目光射向张菲。
      这个鸟人是典型的猪脑子,见头儿目光鼓励,顿时激动起来,想起老婆刚刚解决了工作问题,头儿是出了点力的,演猪千日,用在一朝,他赶紧带头发言,“头儿今天提的这件事,我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我敢以自己的党性保证,赵某人绝对是个清白人(屁话,你的狗屁党性怎么能保人清白?),这个这个好人不应受冤(越来越屁话,没头没脑),我们应该从单位的小金库里支出钱来,赶快给人家送去,不然就大事不好了。”
      张菲猪嘴巴一开,局面顿时改观,头儿赶紧顺水推舟,连称张菲有思想,有头脑,有办法,顾大局,这个意见很好,大家发表一下意见,看张菲讲的可不可行啊?“都表个态,都表个态,啊?”
      其他人都听出来了,张菲的话可谓正中头儿下怀,如果表态否定这个方案,就是摆明了跟头儿对着干,跟一把手对着干有什么好处?没有。有什么坏处?坏处是大大的有啊,他已经暗示过了,这个进步,这个前途,可不是都捏在头儿的手中么?他若从此封杀你,在领导面前提都不提起你,想进步,肯定没门,所谓提拔提拔,提都不提,怎么拔?接下来,普通干部一个个表态,纷纷赞同猪脑子方案。两个副职虽然不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终究是无可如何的了。既然反对没有用,中国人是最精乖的了,干脆就不反对,唯唯喏喏,含糊带过。总之,最后头儿使会议形成了形式上的一致意见。
      坑既已填好,招干问题最后也不了了之了,纪委是重在治病救人嘛!
      四、本地老大揽权招术若干
      本地老大,也就是党委书记了,至于是乡党委书记,县委书记,还是市委书记,天涯的爷们尽管猜,反正举一反三,差不多。
      我们的前任地方老大,下车伊始,力推新政,大权独揽,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令人叹为观止。本人离乡有年,记忆犹新者如下:
      1、搞精品战略。老大一上台,首先推出的是这个东东,其内涵就是主张辖区内举凡经济、财政、城建、国土、教育、卫生、计生等方方面面的工作,莫以言必称精品,要搞就搞大点,搞好点,资金越多越好。为了加强对精品战略工作的领导,在老大的主持下,成立了精品战略工作领导小组,老大亲任组长。几年功夫下来,精品战略确实搞了不少动作,市政有“美起来、亮起来、绿起来”工程,城建有“三五八一”工程,城市化有“引农进城”工程,……正当准备搞“飞出太平洋”工程之际,老大就荣升了。每一个工程的总顾问,无疑都是老大。
      2、成立名目繁多的领导小组。我所记得的比较重要的有:财税工作领导小组、人事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城建工作领导小组、发展改革领导小组、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凡涉及人、财、权等重大事务的领导小组组长,都是老大。
      3、频繁放话,调整干部。这是老套套了,但屡试不爽,老大对这个东东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他可以对分管党群的副书记私下说,下一任地方行政首长可能就是你的了,好好干吧;对另一个副书记也作出差不多的暗示,让他们充满希望和战斗热情,死心塌地的跟自己走。牢牢控制住住所辖区内的大小干部三四年,活而不乱,至今让人佩服不已。
      4、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哪个不听话,立即调整;哪个贴上来,马上给锻炼机会。老大任内,党政直属机关一把手,下级党政几大巨头,几乎挪的挪、换的换、撤的撤,都给动了一下,以至于老大荣升之后,虎威犹长期存在。
      5、调整分工。调整班子成员的分工,这个东东可谓大有学问。虽说干的都是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不分高下。但是这个是在台面上说说的骗人话,除我家小妹相信外,我还真没发现谁真的相信。运用调整分工来掌控权力,是一把手经常采用的手段,而且最是正大光明,让被调整的人没得话可说。有个副职,原来管的是城建、财税、政法,吃香喝辣,何其风光,皆因不怎么听老大的话,就被老大以调整分工为由,权力差不多剥夺得一干二净,调整后,这个副职分管的工作是少数民族、老龄、残联等工作,气得他天天拿豆腐砖自砸头部,多次自杀未果,后来看破红尘,日与大爷大妈打牌为生,赌资也锐减为一毛人民币一炮,大炮三毛。呜呼!调整分工之为用大矣哉!
      五、选举
      中华民族是优秀的民族,很有创造力,最典型体现当代中国人丰富创造力的,莫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下面我来描述一下我所看到的基层选举,让各位从一个角度感受一下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举,哈。
      1、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组织意图这个词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看过中国的基层选举。组织意图是每到选举时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组织就是党组织,组织意图就是一级党组织在选举的各个环节的方案,具体的讲,就是党组织想让谁当选,怎么当选,如果党组织推选的候选人有选不上的可能,该当采取哪些措施,每个环节都有十分详细的工作方案。谁如果是被组织确定为候选人,可以说当选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那么群众意愿是什么呢?群众的意愿是分散的,你想选张三,他想选李四,我想选的却是王五。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显然是很大的差距的。那么组织意图是如何与群众意愿达到高度一致的呢?ZGGCD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执政能力相当强,处理组织意图和群众意愿的关系,那是驾轻就熟,鲜有失手的。要达到组织意图与群众意愿高度统一,其实再简单不过,就是你选来选去都是张三,因为张三是唯一的候选人啊!这是我们为了保证选举成功实现组织意图用得最多的办法——等额选举。 
      2、什么叫从票箱里跳出来
      组织意图是组织定的,但有人就是不信这个邪,偏要挑战组织,偷偷摸摸的搞地下活动,让选民选他,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几乎每年都有,成功选上的有没有?有的。我就见过。通过挑战组织成功选上,这就叫从票箱里跳出来的候选人。我曾见过两个乡长就是这样跳出来的。具体操作过程是:选举将至,瞒着组织(要做得非常秘密,否则死定定)去搞地下活动。比如说,王五麻子现是无何有乡的副书记,该同志工作积极,作风扎实,经常驻扎在村里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和老百姓一起喝猫尿的时候舍得死,渐渐成了所谓深孚众望者;但是王五麻子联系群众在紧密了,联系长官,联系组织有可能就少了,自然组织在考虑候选人的时候,难免就忘记了他。王五麻对此倒没得什么看法,但是经常和他一起喝猫尿的老百姓恼了,王书记,想不想当乡长啊?不想不想,不要提这个。当然要提了,王书记,你这样的好官,我们就想你来当老二(书记是老大),带领我们发家致富啊!无何有乡的老百姓,主要是村干部说得多了,王麻子难免就动了心,选就选,怕个卵!于是走东家,串西家,把乡里的人大代表差不多都拜访一遍,统一思想,当然有的是明说,有的是暗示,有的是亲自去,有的是别人去,有的是提一条烟,有的是带一瓶酒,由于有了平时的民意基础,倒不在乎有多少礼,就把握有选票的的哥们搞定多半。到选举那天,几个代表联名推出王麻子,与组织推出的候选人分庭抗礼,选举结果当然是戏剧性的,组织意图失败了,王麻子从天而降,以多数标当选为乡长。结查组织选举的班子被骂个半死。 
      3、让你见识一下组织措施
      从票厢里跳出来这种事情的发生,摆明了就是组织受到挑战,但是党是讲法律的,跳出来了就跳出来了,毕竟跳出来的乡长也是乡长,合法嘛,那就让他干一届。我还没有听说党不承认既成事实。不过,这种事情的发生毕竟是个别的,极个别的。为了防止从票厢里跳出人来,组织是有很多方法的。我能记得起的有如下几种: 
      A、盯紧可疑分子。选举之前,组织部门早就在为选举作准备了,盯紧可疑分子就是工作之一。谁有请客拉票、地下活动、串联等不正常活动,哪怕是一丁点倾向,一旦发现,立即向领导汇报。所以,你会发现,领导一般是有特异功能,明察秋毫的。 
      B、领导出面做工作。一旦发现有人想选你,或者说你想搞点什么动作被推选出来,领导马上就会找你谈话,软施硬磨,逼你放弃念头。领导劝你的话一般是这么几条:你是党员,要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不要搞小动作;你还年轻,下次有机会;你的能力确实不错,组织这次没安排你,是另有考虑,让你发挥更大作用;如果你不听,后果自负……
      C、承诺解决跳票分子的困难。比如小孩工作啦,妻子调动啦。前提是坚决放弃候选。
      D、釜底抽薪。你想跳票,成为候选人,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有人支持你。好,谁支持你,我做谁的工作,让他不支持你。比如说,无何有乡的子虚村,书记阿Q支持你,那好,把阿Q叫来,轮番做他的工作。做工作的方法,先是晓以大义外,你身为书记,你是党员,要听党的话;还有诱之以利,你儿子的工作,组织是会考虑的;有时胁之以威,你还想不想当书记了?不想当了明说,马上调整你。总之,工作不做通,不放你走。这样把你做过工作的对象,一个一个搞定,没有人联名了,你还选个屁?这一招叫釜底抽薪,强。
      E、杀鸡给猴看。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是顽固分子是不是?组织给他工资,给他官当,给他车坐,什么都给,他还是想背着组织搞活动,自命不凡,以为搞搞活动就能咸鱼翻身。哼,跟组织斗,看你有什么好下场?我见到有个鸟人,为党工作多年,已经干到正科级,位置不低啊!但他就以为低了,你有什么办法?想选副县长,副县长是那么好选的?这个阿鸟的意图被发现了,组织找他谈话,谈了24小时零59分59秒,还是谈不拢,倔得很。他的理由是:我违法了吗?没有!我犯罪了?没有!我拉票了?没有!我不过就是做了多年组织工作,坚持原则,一帮老百姓想选我,有什么错?我就是要选!这个倔人,全国都有,湖南人最多。组织于是摇摇头,无可奈可,好,组织不跟你玩了,你选吧你,看你怎么死!第二天,如法炮制,狂轰滥炸,用方法一方法二方法三以至方法N把所有支持他的人大代表统统搞定。选举资格?白白。第三天,组织一纸命令,让这个倔鸟人去一个闲得没事干的单位任副职,级别降到副科。死不死你?胆敢跟组织对抗!其他明里暗里想跳票的厉害角色一看,纷纷闪人。此所谓杀鸡给猴看。
      F、架空跳票成功分子。
      别以为选上了你就强。没有组织支持,你最多就跳那么两三下,连四五下都跳不动。组织对于跳票分子,恨之入骨(可能这个词不妥,哪位高人另找一个词来取代一下),当选以后也要给你好看。你选上副县长了,好,那你就当副县长好了,分管工作不是烂事就是闲得淡出鸟来的事,烂事有:调纠啦、计生啦,闲事有:民族啦、宗教啦、残联啦,我让你管,你管,你管管管!你当,你当,你当当当!还有,不让你进入党组班子,政府工作是受党的领导的,党组织在研究什么事情,根本不让你插手,一句话,晾起你。
      G、贴身保护选举人。为了确保候选人得到足够多的法定票数,最保险的办法莫过于对握有选票的人提供全程保护。在乡一级及以上的选举,都是间接选举,也就是不是你和我这样的人统统都握有选票,而是人大代表或者党代表才有的。(基层人大代表和党代表如何产生容后详述。反正都是党的人啦。)这些基层人大代表和党代表就是组织要花大力气贴身保护的人。我曾见过一次党代会选常委,这个常委官可是蛮大的,一般不通过党代会选举,但个别情况还是有的,这个别情况,我竟然躬逢其盛,大开眼界。所有的党代表在投票时,都有人全程陪同服务,说白了,盯死,一定要选张三而不选李四。这里有个名堂,就是张三和李四并为候选人,常委只有一个,这就是差额选举了。张三是组织安排当选的,李四则是组织安排的工作能力和影响力明显不如张三的候选人,选前所有党代表已被做了工作,务必使张三当选,而且是高票当选。选举进行时,为达到这一工作目的,将握有选票的哥们盯死,要看到他在张三的名字下画圈,将选票投入厢中,方可放心。而李四自己心知肚明,他是被安排来摆摆样子的,也并不埋怨一票都得不到。我看到的这一次就更了笑了,李四这个鸟人本身是党代表,又是候选人,他自己也有选举票,他应该投谁呢?组织对他说:“李四,你不能投自己,只能投张三!”结果他就乖乖的投张三。
      六、随笔
      1、组织
      组织就是党在某一个管理范围内的工作架构,这是我的理解。比如说,在某某市,组织就是市委。在某某县,组织就是县委。如此类推。但是市委也好、县委也好,都不是抽象的,理解组织千万不要抽象的理解。按照很多党内同志的理解,组织就是一把手,一把手就是组织。我听到一个县委书记对组织部长说:“组织意图要体现书记的意图,书记的意图就是组织的意图!”这不说得很明白了吗?一个乡党委书记说:“我可以得罪全乡10万人民,便千万不能得罪县委书记。”为什么呢,就不用说了。 
      2、可惜
      有个哥们,少年得志,精乖能干,八面玲珑,一路从基层科员混到政法部门干副处级,还四十岁不到,可谓前途大大的有。可惜刚升上副处级不久,此公就干了一件蠢事,就在这一年上,政府换届选举,他虽未被提名候选,但在一班昔日弟兄的鼓动下,起意跳票,弄个副县长来干干。密谋既妥,携礼下乡访旧,串联去也。刚露头就被聪明的组织发觉了,乖乖不得了,做工作不通,立马扣以非法串联的大帽,削为闲职,降为副科。此公从此意志消沉,万念俱灰,不再问政,办公室点卯都懒得去。知情者说,其实组织对他是另有安排的,经此一事,那还安排个屁?
      结论是:要冷静哟。
      3、入党?不入党?
      入党不一定能有所作为,因为在机关里,该入党的都入党了,我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单位里只我一个不是党员了。管组织的同志戏说,现在我们发展党员是剩下一个,发展一个,而不是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这种情况在机关比较普遍。ZGGCD党员已达六千九百万,增加一个小小的我,不过是增添了六千九百万分之一而已。如果你还没入党,不妨用逆向思维,干脆做个拥护党的非党人士,或有意外收获。因为政府里、机关里都需要按比例点缀一些民主党人士和非党人士作领导。大家都是党员,你不是,数来数去,这个领导就是你了。我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干上单位副职的,这个鸟人,可谓正宗的书呆子,从不给任何领导送礼,结果组织还看上他了,只因为他没入党,各方面条件刚好符合。
      4、酝酿
      知道什么叫酝酿吧?就是将选未选之际,组织先得把候选人资格确定下来。酝酿的程序繁多,叙述起来有点难度,但是酝酿来酝酿去,目的就是一个,把老大、老二、老三以至老N的人通过一定的程序,确定为组织推选的候选人。台面上的工作是冠冕堂皇、合乎程序的,没什么看头,关键是看台面下的各种交易。你想当乡长吗?那就早点去打点吧!有个弟兄跟我们说,只有蠢蛋才去临时抱佛脚,要拉关系就平时拉,不动声色的拉,方法多样,灵活掌握就是了。至于方法,也用不着详述了,全国都差不多,不外乎是投领导之所好,逢年过节记得打点,平常记得多向领导汇报工作,领导喜欢玩什么就陪玩什么,反正有领导出现的地方,要尽可能的出现;领导需要你的时候,要及时出现。领导喜欢了,改朝换代之际,你就有机会了。我认识一个龌龊干部,无论干任何职位都会贪污,被纪委抓了一回又一回,但是每次处分以后,照样升官。不要奇怪,他的本事就在于特别会为领导办事,帮你走钱,安排吃喝,自不必说,最厉害的是该家伙投领导之所好,专门拉皮条,随时可以背出辖区范围内姿色出众的所有MM的名字、单位、年龄、住址、电话,领导但有所需,只要找到该家伙,召之即来。呜呼!这样的家伙不提拔,谁能得到提拔?
      5、选举时最紧张的人
      你知道什么人在选举时最紧张?估计你一定猜不到。不是投票的,他紧张个鸟;不是候选人,他是笃定的;不是唱票监票的,这些技术性工作都好做。
      最紧张的是负有盯捎任务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跟紧一些企图跳票的家伙。这些家伙本已有权,受领导器重,比如乡党委书记,而负责盯捎的工作人员,往往是小娄罗,要权没有,要职没有,责任嘛说有多大就有多大,一不留神,被盯的人离开了视线,那就糟之极矣,糕之极矣!这个被盯者一旦逃离,就可能四处活动,气候一成,组织的意图就得失败,这个责任谁都负不起。但是盯人家当官的,又不能盯得太死,不然人家火起来,轻则骂你混蛋,重则赐以老拳,妈拉个巴子的,老子不违法不犯罪,凭什么盯死我?又,盯与被盯者平素可能关系相当好,此时角色尖锐冲突,委实难于相处。有个弟兄,他盯紧的一个乡党委书记,不知施了什么诡计,消失在他视野中有一个小时,这个弟兄吓得脸色苍白,几乎就要流出猫尿,立时战战兢兢的向领导汇报,领导一顿臭骂,差点就要动粗。后来硬是出动警车,四下寻找,总算把人找到了。
      6、陪选
      选举中最搞笑的莫过于陪选了。陪选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选举制度的特殊产物。其目的,就是确保差额选举中组织意图的绝对实现。试举实例说明之:
      2003年某月某日,某县人大抽届换举,根据惯例,各阶层、各界别剖瓜分解代表名额,该县教育系统分得5个名额,其中乡下中小学4个名额,教育局和县直学校1个名额。组织意图确定下来,教育局和县直学校这个名额实行差额选举,但必须确保教育局长苟峦同志当选。为了使选苟峦顺利当选,不负组织重望,组织定下与苟局长竞选人大代表的人是该县职业中学校长毛明同志。毛明人如其名,其声望、能力、地位、影响各方面皆与苟局长不能同年而语。毛明自己非常明白,摆明了就是叫他来陪选的。就象小孩子过家家一样,陪你玩半天,大家投了票就走人。正常情况之下,苟局长应该顺利当选。
      7、串联
      书接上回,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照常推进。须不知平静的海面下也会暗流汹涌。教育系统知识分子成堆,历来人才济济,苟局长所以被提名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并非他出类拔萃,实因论资排辈也。该县一直属中学校长平不让同志,才能出众,文采飞扬,名动江湖,交游甚广。选前几天,平不让校长的几个哥们姐们因不服苟局长,总想来点事,于是大家密谋于麻将桌之上,耳语于办公室之内,决定在选举那天,大家既不在苟局长的名字下面画圈,也不在陪选人毛明的名字下画圈,而是在两位候选人名字之侧,另外写上平不让的名字。平不让对此岂有不知,但他既不组织,也不阻挠。结果选举那天,票厢一开,没有一个人的选票过半。组织大惊,又一起串联!按照选举法,无过半的情况,重选,这是的候选人名单就堂而皇之的打上平不让的名字了。重选的结果自不必说,校长打败了局长。
      8、安抚
      有两种情况,组织是要进行安抚的。第一种情况是组织安排的人未选上。这种情况通常使候选人很没面子,同时也是组织选举工作的人感到很失败,定下候选人名字的组织更是恼怒。不过,组织总是有办法的,一旦失败,组织就会对落选者进行安抚,略谓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语言安抚,还有实际行动,就是将落选者安排到另一处任职,比如在子虚乡没选上乡长,好,组织就把当安排到乌有镇任人大主席,说不定稍后又安排选镇长,或干脆就任书记。总之,只要老大对你好,官帽子一顶接一顶。
      第二种情况,就是安排陪选的同志,这是摆明了就是叫他落选的,但是不是谁都可以安排陪选的,选举过后,一有时机,组织也会对陪选人员进行安抚,比如原任正科的,搞个享受副处级待遇什么的。总之,组织是对同志们很好的,如果你对得起组织的话。哈。
      9、翻船
      官场上混,领导固然要跟,但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也不可忽视了。否则也有可能阴沟里翻船,大功亏于一篑。试以实例证之。
      某公白眼狼,精乖人也,聪明人也,和本地老大的关系铁得很,由是而一路副书记至乡长至书记,政府换届将至,又上调至县直某局任代局长。夫代局长者,代行局长职责之人也,与局长仅有一步之遥,所差者不过人大一纸任命耳。可惜白眼狼同志聪明有余,谦恭不足,恃才傲物,目空一切,除了老大,谁都不放在眼里。尤其对人大的老同志不尊敬。彼人大者,地方最高权力机关也(宪法如是说),看不起人大的老同志就是看不起人民群众嘛!白眼狼同志的过火个性引起了公愤,代表人民群众的人大终于在履行任命程序的时候,狠狠的教训了这个家伙一回,否决了对其任命。
      结论:不要得意忘形。
      10、台上和台下
      当官的台上讲话,一般是不可信的,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讲的那些话,都是文字秘书上网下载相关文章,通过复制、剪接、粘贴、拼凑、嫁接、加塞等技术手段搞出来的,做这种事情,本人毫不吹牛的说,那是驾轻就熟,倚马可待,丝丝入扣,上下满意。这种台面上的话,凡在官场混的人都心知肚明,绝不会当真的。二零零零年,本人刚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久,年底,纪委下了一纸通知,说是年底将至,各种检查进入高潮,为狠刹吃喝歪风,特对各种公务吃喝下达封杀令,检查组一旦发现,严惩不贷。该通知还逐条细列哪些是不允许的公务吃喝,我仔细看过,按照这个规定,所有餐馆从此不再会有公务机关进门了。当时年少无知,以为老共治党有方,执政有力,弊绝风清,指日可期。我向头儿汇报通知精神,头儿嘴角一撇,好,照此办理,所有检查,概不用餐。文件传到了王副手里,王副是个直人,说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我犹自不信,纪委文件怎么会是笑话呢!后来发现,真的是笑话,纪委到我们单位来检查,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赶紧安排餐馆,三言两语,汇报完毕,略作谦让,就到餐馆找乐子去了。如果你认为,纪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是很荒唐的事,那我告诉你,这种荒唐的事时时都在发生。
      台上的官,没啥子看头,都差不多,不外乎穿的是西装革履,讲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官话,念的是秘书写的稿子,批的是中规中矩的文件。台下的官,才会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公务员。
      偶尔和小官僚们一起吃饭,发现这些鸟人其实和一起喝酒打架的哥们也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不禁哑然失笑,TMD,平素台上那副正襟危坐的样子是怎么装出来的,横看竖看都像个雕塑嘛。有一次,和某常委、某副县长、交警队长混在一起吃晚饭,我在一边该喝酒喝酒,该吃菜吃菜,默默观察这些平时人模狗样的大人物(在我看来)。酒过三巡,场面热闹了起来,种种江湖习气,如拼酒、讲黄段子、称兄道弟,无不在这些大人物身上表现出来。原来这几个主是拜把子兄弟,有福同享,共同腐败。我听到副县长对交警队长说:“弟兄,你答应我的警车牌子呢?”交警队长醉意朦胧中回答:“办好了,哥们都有!想拿走,再喝三大杯!”
      11、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这个词,在官场出现的频率是挺高的。政治动物经常利用这个由头来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比如说,解决异己分子的武装,总得有个由头撒?由头就是工作需要。不是常说嘛,我是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政治动物如果感觉某部下不听话了,或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了,一句话,根据工作需要,调整分工,你就得立即卷铺盖走人,吃闲饭、吃馊饭去也。
      工作需要也有很多其他代名词: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组织纪律、服从大局、舍小家为大家。。。。。。总之,都是让你不敢拒绝的大帽,混过官场的都知道,如果你近段时间和领导关系不好,领导对你提到根据工作需要这句话,就会暗暗心惊,预感糟糕就要来了。
      有时工作需要被放大到荒唐的地步。某直属学校,该辖区一流学校、最高学府是也。素以校风严谨,校纪严明,秩序井然著称。规定教师必须按规定进行早晚辅导,片刻不得闪人,否则扣工资奖金的干活。一般来说,学校老师是不敢违反这条规定的。谁知这一年上,来了一群刚毕业的师范学院MM,当中也有若干吸引眼球的,尚未开学就引起了有关政治动物的注意。新MM们在参加工作的头几个月,几乎每晚都会接到学校领导电话,命令她们去赴宴、舞会、卡拉之类娱乐,新MM毕竟少不更事,每邀必往,因为据学校领导说,她们是被指派去参加上头领导组织的文娱活动的,一句话,是工作需要啊。有吃有喝有乐子,还能见到传说中的领导,MM们岂有不去的?荒唐的是,MM们有时工作在身,要进行学校安排的晚辅,刚进教室就接到学校领导电话,立即到某地喝茶,“那晚辅怎生是好?扣米米的啊!”学校领导一本正经的说:“批准你不用晚辅了,立即开路!”MM们一听,笑逐颜开,丢下学生,激动地参加更重要的工作去了。
      12、代拟致某PLMM的信。
      某MM:
      从第一天看见你,我就喜欢上你了,你身段停匀,貌美如花,能歌善舞,多才多艺,仪态万方,我不喜欢你,做得到吗?相信是男人都会有想法,已婚的想离,已离的想结,未婚的想恋。一想到你是万千男人注目的核心,我就会禁不住的自卑,凭我这样平平之貌,庸庸之才,薄薄之家,怎么可能得到你的垂青,也许你连看我一样都没有时间!可是,有一天我看了一本书,书上孔子教育我说,听天命,尽人事,又说,士的精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我大受启发,从此鼓起干劲,非要追到你不可,我把曾国藩老前辈虽屡战屡败,复屡败屡战的精神,充分发扬光大,在送了一千零一朵鲜花、遭到你一万零一次白眼之后,终于感动了你,你接受了我的邀请,答应今天晚上和我一起吃饭,吃饭之后再去蹦的。在确认得到你肯定的答复之后,我脸色苍白,差点晕倒,幸有太医在旁,抢救即时,小命方得保全。
      我早早冲了凉,套上最贵的西装,扎上最好的领带,穿上最亮的皮鞋,装扮一新,喷上香水,兴冲冲的赴佳人之约。好容易在约定时间后的半个小时后,我见到了姗姗来迟的你,我没有因为你迟到这么久而生气,男人是没有权利生气的,何况是对佳人呢?闲言少述,吃饭要紧,我点了最贵的菜哦!谁知你对最贵的菜不感兴趣,因为你的电话实在太多了,短短半个小时晚餐时间,你竟然接了六个半电话,最后那半个以“我现在很忙,呆会打给你”匆匆结束,总算静下来吃了半碗饭,与君一席饭,如同看表演。哎,算了,佳人交际广,从来电话多,理解吧。
      结束了尴尬的晚饭,我们来到野蛮部落的巴,落座听鬼叫音乐。一群红男绿女在刺目的灯不下摇啊摇啊摇啊摇,很快我们也加入了扭屁股一族。正扭得兴起,你又接到电话了,边接电话边走出人群,我跟了出来,你很快收起手机,对我说,不好意思,我今晚临时有点重要事情,不能陪你了。我一刹那心冷至极,但还是装作大度的样子,去吧去吧,要不要我送你啊?不用了不用了。还是送一下吧,女孩子单独出门不安全。真的不用了不用了,我打个的就好,谢谢你啊,你继续玩吧,白。佳人匆匆匆来匆匆去,我一头冰水加一头雾水,沮丧至极。
      热情骤降的我心有不甘,在你确认我呆在的巴的一分钟后,我下意识的跟了你出来,倚门看佳人消逝,独自黯然魂销。突然,我揉揉眼睛,停在的巴门口的那辆车怎么那么眼熟啊?我明明看见你上了那台车。没等我脑子转过弯来,小车已绝尘而去。五分钟后,我终于想起来了,那车是本地老大的。十分种后,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是头儿的,要我去逍遥宫娱乐城,我知道头儿肯定在请客,要我去结帐。我回过神来,打起精神,打的前往逍遥城,服务生把我带进了一间最宽大最豪华的卡拉包间,里边佳丽满眼、冠盖云集,我吃惊的发现,老大竟然也在,老大的身旁,赫然是我最不想在这种场合看到的人,她竟然就是刚才还和我在一起的你!原来你指的重要事情就是来干这个!
      哲学家阿Q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偶像的倒塌,我在和你对望的一瞬间,脑海中电光石火般的闪过这句至理名言,伤心、难过、酸楚、悔恨。。。。。。千般复杂滋味,齐上心头,不知你此时在想什么?那一夜,我像行尸走肉般的灌了很多猫尿,那一夜,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骗你的。那一夜,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铁哥们打来的:“你最近是不是发了疯?想女人想疯了是不是?那种人你也敢去沾边?那种人你也有心去沾边?你难道一直没有听说,她是后宫的人?”我说我听说了,可是我不信,我不信,我一直不信!现在我不得不信!铁哥们一番先进性教育之后,作了总结陈词:“宁缺勿滥啊,弟兄!”
      你,死了,在我心中!虽然,这个死的过程很慢很慢,可是我终于埋葬了你,一个仙子,一个偶像。不为别的,只为你是传说中的后宫佳丽!白白。
         差点成为情人的你的粉丝 知名不具
           某年月日
      13、一个后宫佳丽的下场
      乔际花,靓妹也。自毕业以来,一直任中学代课老师。哑铃身材,白嫩皮肤,颇有几分姿色,尤擅嗲声嗲气、眉目传情,还颇能喝几杯,更有一般长处,歌喉珠圆玉润,人听人爱。在政治小爬虫皮条客的引见之下,乔际花成了后宫佳丽,从此课业为副,陪侍为主,频繁出入酒楼、茶馆、舞厅、K厅之间,施其所长,歌酒娱人,深受某伟大领导喜欢。某一日上,忽然之间,整个小城都在议论一单刚刚发生的车祸,说是昨儿深夜,一位公安干警驾马追尾,当场死在驾驶位上,最奇的是,副驾驶位上有一个美女,也受了重伤,脸部严重破相,所幸上天保佑女人,竟得不死,被送进了人民医院。人皆传言,交警赶到车祸现场时,发现副驾上的女人上衣扣子是解开的,经斟验断定绝非车祸发生时撞击所致,即是说车祸发生之前,面临鬼门关的警察正在一手把方向盘,一手干别的事情,谁知一手软,一手硬,没掌握平衡,车祸之由,果如是乎?现今不得而知。此美女不是别人,正是乔佳丽。乔际花捡得一条小命,在医院悠悠醒来,第一句话竟然是:“我不喝了!”那晚她究竟在哪里?在干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在警察的车上?为什么没扣衣扣?种种揣测,纷至沓来,一时街巷众生,个个成了猜迷专家。有人把情节串起来,说是警察哥哥奉领导之命,将喝得迷迷糊糊的乔际花送回,途中见色乱性,稀里糊涂,竟尔送命。种种说辞,不可全信,但有一件事情是板上钉钉了:乔际花如花似玉的容颜,已经随风而逝了。 
      乔际花治愈后,性情大变,整日不发一言,领导也不再找她。曾几何时,风华骄人,笙歌夜夜;往事已矣,似水流年,情何以堪!她年迈的老父不甘,多次找到组织,要求给女儿一个公道,理由是:她是陪领导喝酒出的事,是工作需要,因公负伤,顺理成章。组织不认可这个说法——当然永远不会认可!开玩笑,这种事情,哪个领导会来证明?荒唐。
      14、投诉
      如果你对政府的官老爷们作风不满意,一定要投诉。投诉的话,至少政府里那些小虾小米小马仔会对你好一点,不敢过分相欺。倘若你抱着算了算了的态度,我告诉你,政府里的小虾小米那可是说有多牛就有多牛,把自己当老子,把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当儿子,甚至要饭的。其实他就是儿子嘛!小平同志说,我是人民的儿子,TNND,小平都是人民的儿子,你不是儿子是什么?如果哪个办事人员敢对你恶语相信,或者爱理不理,总之是服务态度不好的,这种儿子一定要教训教训,让他摆正位置,回到儿子的本位上来。
      我初来深圳,没处安身,房租又贵,想想不合算,遂横下心来,干脆买了个房。交了首期,签过合同之后,日思夜想,莫非早日办好手续。一日我拨通了国土局的咨询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大约二十来岁的儿子,我问办理手续的有关事宜,他不耐烦的回答说,我们的网站上都有,你自己去查,我说你们的网站不太好打开,而且我找不到公开的窗口在哪里,你能说详细一点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的同事知道吧,请问一下告诉我,他说非常包歉,他们也不知道,你自己查吧。我想,你妈的把我当傻逼啊,你竟然敢说不知道?你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你不知道鬼知道?我压住火气,冷冷的说,好,你不知道是吧,我想你们的领导肯定知道,我直接问他就好了,白。你猜怎么着,这个灰孙子,隔了不到五分钟,电话打回来,语气软得像妓女,乖乖的仔细告诉我,这回他知道自己不过是儿子而已,嗯,聪明。
      再讲一个投诉的例子。前不久一个下午,偶去社保局办社保卡,到了四楼办公室,办事人员是一个毛头小子,一听我是聘用人员,颇为不屑,瞟我一眼,用鼻孔对我说话,问我这证那证,让人感觉自己就是民工了,心里一百二十个不舒服。我老人家见过大场面,也不计较。他又问我记不记得保险编号,我哪里记得,他说不记得的话,这卡是办不了的,你快点问单位吧,我正是因为单位经办人员出差才自己来办的,问单位有点难度,正在踌躇,他不耐烦的说好了好了,你交十块钱,查一下就是了,我没怎么想就给了他十块钱,他在电脑中输入我的身份证号码,编号一下就出来了,前后不到十秒钟,我心里格登一下,妈的,这就是十块钱哪?还不给发票。
      回到单位,立即找到社保局头儿的电话,很礼貌的问他,你们单位是不是查询一下编号都收钱哪?局长否认。我说,哦,刚才可是收了我的十块钱哦,一秒钟一块,有点贵吧?收钱就收钱,发票什么时候给啊?局长一听慌了,马上表态,严肃查处。第二天,社保局办公室打电话给我,说收钱之事属实,但那不是查询费,是办卡费,我说好,那你们有收费依据吗,发票什么时候给我啊?那边小心翼翼的回答说,等办好卡就给我。这事现在还没完,胆敢欺负天涯未来名人,有种!如果不给发票,我还会跟他干下去,直到让他知道海水群飞虽系一介平民,也是他们的老子之一。
      15、接电话
      接电话是大有学问的,电话接不好,领导肯定会吊你。干巴巴的就不讲了,讲实例。话说我还没当办公室主任的一天,主任出去了,我独自留守接电话。一个电话打进来,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此人是已靠边站的猪某人,原任分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坊间传言,下一任县长就是他了,但猪同志不好好珍惜前途,成天找乐子腐败,人称“三打书记”,哪三打?乃是白天打牌,晚上打洞,开会打呼鲁,实在有点过分,加上和老大关系不咋的,被老大借“三讲”东风一脚踢开,解除实职,只保留“助副调研员”的闲职。猪书记虽不再是未来县长,也不再有啥子实权,好歹是个风光一时的县级领导,此等人物打电话来,面子上总该过得去才是。我客气的打过招呼,猪书记要我找头儿接个电话,我傻乎乎的就去头儿办公室,请他过来听电话。头儿一听是猪书记,大不耐烦,压住火气听了电话。我一看头儿的脸色,知道自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显然猪书记来找头儿没什么好事,不是要有事相托就是要点米米。头儿在电话中哼哼哈哈了一番,好容易应付过去,放下电话,回头对我说,“你怎么不学点乖,这种电话也叫我接?就说我下乡去了不就得了!”从此我就学了个乖,凡是这个丧门星有请,我就一句话,不好意思,头儿在外面,要不您打他手机?
      还有一类电话,打着上级部门甚至是中央部委的旗号,要领导听电话,这类电话千万不要叫领导听,因为往往是来订书的骗子。本人少不更事之际,一个甜蜜蜜的北京女人,自称主管我们业务的国务院部委工作人员,要头儿电话,我信以为真,叫头儿来听,头儿接个话筒,那边老奶就JJYY个不停,中心意思就一个,要头儿大人报篇文章,收入他们正在编撰的某某巨著,但是要收点银子,也不太多,一本书五百大洋。头儿支吾以对,最后答应研究研究、考虑考虑才算脱了身。放下电话,头儿就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这种电话也叫我接?我说,这不她说是中央部委的,我哪敢怠慢?头儿哼的冷笑一声。后来,我研究出来,打这种电话的人绝对不是中央部委的,为什么呢?很简单,中央部委若有事找地方,首先找省,省再找市,依此类推,绝不可能一竿子插下来。你有见过家宝直接致电县长安排工作的吗?所以对付此类电话的办法,就是不吊她,甚至可以调戏她。怎生调戏法?我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办法。有一回又接到了类似电话,电话里的年轻女人问头儿在吗,我说我就是,有事请讲,她不厌其烦的讲了一大堆,最后亮明底牌,要银子。我学着头儿的语气,哼哼哈哈一番,说好是好,但我们单位最近财政状况不是太好,能不能便宜一点,收个十来块钱好不好。对方很快失去了耐心,匆匆挂了电话,另寻商机去也。还有其他很多方法,反正就两个字,忽悠。
      16、塌台人物
      政治动物当权之际,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朝失势,墙倒众人推是免不了的。如前所述,“三打书记”遭遇“三讲”旋风,被迫下台,遭遇就很惨。先此,猪书记大权在握,下属拍马屁唯恐找不着机会,猪书记的私事只要稍露口风,如倒圣旨,叱嗟立办,就是不作声,下面的人也个个善体人意,安排周到。猪书记所好者,一为女色,自有人牵线搭桥,二好赌博,借机讨好的更是无数,可笑的是三打书记牌运不好,常常输得掉底袋,何以故?原来机关有些专业赌鬼,这些人多是司机,一不求官,二不求名,所好者唯米米也,对赌博之术钻研之精,远在他人之上,这些人吃准了三打书记冤枉钱多的是,不赢白不赢,专门找他放对,收起炮来,一点情面都不给,这样三打书记输了很多钱,有的司机可就发了,一个司机两年下来,工资不花一分,还买了一栋三层的新房,被传为赌坛佳话,可见三打书记输钱之多。谁知一朝缴枪,立即门前冷落,今非昔比,以前所谓朋友知交,个个躲他,以前是人家贴上去,每天电话接不停,现在他打人电话,接了就算给面子了,他的种种不端行为,也在圈内公开谈论,以前用公家的钱拍他马屁的,现在也为不好入账大伤脑筋,后悔不迭。塌台人物,大抵如此,有意为官的,不可不慎哉! 
      干脆让你更清楚的看一看塌台人物的凄惨,他年或有裨益,亦未可知。方其势盛也,肥马轻裘,吆五喝六,不可一世;及其下台,肥马是不必说了,塌台人物如有自知之明,轻易不会找谁要车办事,否则人家一句话,某某领导,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的车正在维修,要不我给你找找其他的车?婉拒得客客气气,让你没话好说,可是说不定隔了没得几分钟,这台正在维修的车就从塌台人物的眼皮底下呼啸而过,这不摆明了要塌台人物好看吗?又,千万不可不摆正位置,以为还可以搞到很多银子,前文所述的三打书记,下台之后,老账人家没找他要就算客气了,他可能是输得疯了,有时还厚起脸皮,打电话“借”钱,公家是借不到了,就借私人,有一回这个该死的电话打到县委办公室江某人头上,江某人得知三打书记的用意,笑道:“某书记,我现在没带现金,要不我给你到财务室借点?”三打书记一听,今时不比往日,财务室借钱那就免了,无趣而罢。又一回,某曾得三打书记提携的部门头儿捱不过缠,想借点钱打发他,谁知部门头儿的女儿是个势利人,夺过电话就说:“某书记,我家刚刚装修,钱很紧,不好意思。”如此赤裸裸,搞得三打书记灰头土脸,恨恨不已。
      再讲一个过气人物的事。该过气人物苟比,曾任副县长,管过人事,管过财税,在台时仗势欺人,得罪一大片干部。退休之后,人虽还叫他苟县长了,但电话没了,没人找了,更要命的是,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连玩伴都没有,他也不好意思拉下县领导的面子(自己心理还是领导心理),找上门去跟其他老头儿玩,只好孤独自处,百般枯燥无聊。老头儿们喜欢玩门球,他见人家玩得开心,终于禁不住想去凑一把热闹,谁知老头儿们脸一沉,哼,你也想玩这个东东,想当年,一点小事情找你,你就卵一样,硬帮帮,卡得死翘翘,好像我欠你三万两银子似的,如今你倒是问一问,这里哪个愿意和你一边?过气副县长一听,好生没趣,乖乖闪人。这种习惯了签字、画押、指手画脚的政治动物,一旦解甲,孤寂凄凉,心理极不适应,老得极快,病得奇速,死得黯然。不信你倒是去打听一下,从行政领导位置上退下来的,特别是不干好事的,有几个活得长的?
      17、交换
      权力的运用,有时是很有趣的。头儿有个侄女,原是工人,为了把她安放到吃皇粮的地方,又不贻人口实,被指公权私用,实是煞费苦心。可巧这时另一个机关头儿桂计多也面临安排儿子就业的苦恼。于是绿豆对了王八眼,桂计多同志与我们头儿暗里相商,作出了一个完美的安排下一代计划,这个计划执行起来就是这样的:头儿的侄女到桂计多同志的单位实习、聘用、调入,桂计多的儿子到我们单位实习、聘用、调入。这叫互补双赢,两蒙其利,皆大欢喜。哈,你有见过吗?
      18、不可缺席的会议
      有些会议,头儿是可以缺席的,比如说,安排什么安全生产、先进生教育等等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或是哪个部门以党委政府的名义召开业务工作会议,等等,这些一般性的会议只要有人去点卵就可以了,头儿大可不必御驾亲征。但是有些会议,那是千万千万不可以缺席的,一是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会议,头儿若缺席,就是做人太不光棍了,显得不重视工作,不重视领导;二是讨论人事安排或决定其他重大事项的会议,有参加的资格却不参加,那可是太划不来了。有一回头儿正在省厅开会,突然接到消息,说是县里的人事编制会议晚上召开,头儿当机立断,立即请假,打道回府,赶上了这个会议。就在这个会上,头头脑脑们对安排大小官僚们的家属定了个盘子,头儿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也有幸安排进了机要部门。倘若头儿不是千里迢迢赶回来,头儿的儿子能否安排,本人不在场的会议作出什么决定,那是很难说的。靠!人家的儿子千辛万苦进不了公务员队伍,他们这些龟儿子一个会议就定了。
      阿Q说,人生的路很长,但重要的就那么几步,今天看来,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19、作秀
      当官就是作秀。下乡调研、上台讲话、握手敬酒、剪彩奠基,无一而非作秀。或问:不作秀,可乎?曰:不可。何以故?体制故耳。一个官员说,没办法,我不得不作秀,例如今天我参加打击黑诊所突击行动,我是分管领导,当然得去走个场子,这样各方就好交待了,牵头方认为我重视,领导认为我抓了落实,新联媒体报道有了切入点,其实我去不去,对这个行动没有起一点作用,但这个秀不做行吗?大家都是这样的。
      先来看看调研秀。调查研究,本为了解情况,找出问题,解决困难。可是实际工作中有几个领导是真正冲这个目的去的?扯蛋。领导多半是开一个动员会议,讲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话,就把调研课题丢给一个草台班子,这个草台班子也不会太认真的去调研,不过是开几个不咸不淡的座谈会,发几张不清不楚的调查问卷,凑几页不痛不痒的调研报告,提几个非鹿非马的狗屡建议,就此交差。这种调研,很多都是带着结论才去找材料的,所有素材,如不利于得出预设的结论,一概不取,有什么屁用?有一次参加一个党风现状调查,调查问卷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我县党员干部的作风现状是:A、大部分党员干部的作风是好的;B、大部分党员干部的作风是比较好的;C、大部分党员干部的作风存在问题;D、大部分党员干部的作风存在严重问题。”结果是,选A的5%,选B的6%,选C的79%,选D的10%。这个结果摆在那里,但经过写手们一解读,结论就成了这样的:
      “调查结果表明,群众对于党员干部的作风总体来说是满意的,只有10%的群众认为大部分党员干部的作风存在严重问题,90%的群众不这么认为。”搞笑。
      再看看台上作秀。有些领导台上作秀的功夫的确是蛮厉害的。上一任本地老大,据说读过在职研究生,是有史以来“最有水平”的本地老大,往台上一坐,脱稿演讲,从本拉登炸楼谈到全球化,从IT产业谈到订单农业,从广东招工难谈到产业转移,三寸不烂之舌,让你听得血脉贲张,如痴如醉,凭心而论,鼓动力是相当不错的。该老大以掌控权力出名,与其长于作秀,也是分不开的。他身边一个工作人员讲,现任老大的作秀水平就远远跟不上前任了。前任老大每作鼓动,难题往往迎刃而解,房子一拆一大片,城建就跟上来了。现任老大只会念稿子,下面听得打瞌睡,开会尚且如此,工作更加没劲了,所以搞工作半年都推不动。可见作秀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体现了官员工作能力的高低。作秀其为官核心技巧乎?
      再来看看握手敬酒。我是宁愿和扫大街拉板车的劳动人民握手,不愿和当官的握手。因为前者让你感到真诚,后者摆明了就是作秀。劳动人民的手是热情的,有力的,与之握手,你可以听到他的心跳,当官的手是冷漠的,无力的,与之握手,你会觉得在和僵尸亲密接触。当然,我想,家宝同志的手,锦涛同志的手,还是会有劳动人民的热情和有力,但是,一般的政治小爬虫,你指望他会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和你握手吗?有些鸟人,官当得不大,架子倒比小布会还牛,他和你握手,就用三根指头跟你碰一下,嘿嘿,不要见怪,是这样,我见得多了。至于敬酒,更是如此,小官僚敬酒,通常是端了小半杯似乎是酒的液体,在一桌辛苦干事的喽罗们面前,说一句“同志们辛苦了,干杯!”做个干杯的模样,小喽罗们纷纷干杯,有些精明的,也不管你这许多,也做个样子算数,我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我干不干杯,与健康有关系,与领不领情是不相干的——当官的作作秀,根本就没有什么情嘛!
      还有奠基和剪彩。政治动物最喜欢的秀就是这个了。为什么呢?第一,容易操作。奠基石已经安好,旁有沙子,作秀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用准备好的铁锹铲两三锹沙下坑,沙沙作响,OK;至于剪彩,就是一排秩序井然、面带笑容的各路诸侯用劲一握,咔嚓一声,红绸落盘,掌声响起,OK。第二,沙沙作响、咔嚓一声之后,红包到手。红包可大可小,不会低于200大洋。又轻松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但是为了这场秀,要组织方、合作方、上级领导、兄弟单位、媒体各个方面的力量参与,耗费很多的社会资源,种种安排,最费心思,种种花费,委实惊人。TNND,老说没有钱扶贫和支教,这不就是钱吗?
      20、考核
      考核,评定工作表现是也。机关考核,最为可笑。既为考核,以何为准,最为重要,机关考核之标准,乃是没有任何标准。当然,考核方案是有的,规定考核的内容是德、能、勤、绩。然则何为有德?何为有能?何者为勤?何者为绩?太模糊了。
      考核是这样进行的:第一步,自我评价。从德能勤绩各方面对自己一年的工作进行评价。基本上是自说自话,YY而已,没意义。第二步,互相评价,即按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次对每个同事进行评定。若非狠狠得罪了同事,一般人家会给你一个称职,人缘好的会得到几票优秀,全票优秀是不大可能的。第三步,小圈圈内开票、唱票、计票,结果领导掌握,当然有的单位也有公开的,要看领导如何把握。这一步最为神秘。第四步,领导研究,决定有限的优秀指标给谁。这一步最为关键。第三步的投票是什么?是领导的参考。领导认为谁是优秀,谁就优秀,美其名曰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做得多,错得也多,古来如此,什么都不做,绝不会有错,不会得罪同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考核的结果,通常谁工作努力谁得优秀票少,反而是无所事事的老好人,往往可以凭借好人缘得个优。机关干部对考核的意见最大:没意义。
      21、女人从政
      女人可以在机关干小公务员,但最好不要有从政野心,尤其是漂亮女人。盖从政之精髓,在多接近领导,贴上去,让领导经常记起、提起,待时而拔,这就是所谓提拔。女人多接近领导,贴上去,那算什么呢?漂亮女人,即使不贴上去,人家已经浮想联翩了,如与领导走得近,口水就足以淹死你,即使升了,名声也会糟糕之极。我已经看到两个优秀的女人,皆因从政,与领导走得太近,被口水淹“死”了。一个原是优秀的中学教师,气质不俗,业务顶瓜瓜,老公也是高级教师,孩子上了重本,可谓和和美美,幸何如之。老大来了以后,一眼看中,立即调她去任县委办主任,在老大的扶持下,这个女人一路高升,现已任政协主席了。可是她老公实在受不了人言,已离她而去,儿子也不理解,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散了。她现在整天生活在指指戳戳的阴影中,失去了快乐。另一个就更不好说,有才有貌,又年轻,老大看了档案,大呼人才啊人才,当即决定从学校调过来,用在身边,如今官是当了个小官,但那又怎么样呢?一提起她的名字,当地人都知道,摇头不已。
    07 December

    中国弩 vs 欧洲钢弩; 中国复合弓 vs 长弓

    中国弩 vs 欧洲钢弩; 中国复合弓 vs 长弓

    文章提交者:寄生室 加贴在 历史风云之中国史 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

    十字弓用钢来做,事实上钢是最差的做弓蓄能材料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Archery using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ntiquity 71271) 124{134 (1997)
    在这篇论文给出了不同材料的蓄能情况:
    steel                1300 kgf cm/kg
    sinew 动物腱     25000 kgf cm/kg
    horn 动物角质   15000 kgf cm/kg
    yew 紫杉          11000 kgf cm/kg
    maple 枫木        7000 kgf cm/kg
    glassfibre 玻璃钢 43000 kgf cm/kg

    可见钢是最差的,钢臂的蓄能仅为复合弓材料的1/15.

    这是现代弹簧钢的数据,而中世纪欧洲的钢硫含量超标,脆性大,蓄能应该还要小的多。

    (英)泰利柯特(Tyiecote,R.F.)著《世界冶金发展史》 上如此讲:

    中世纪生产的大部分钢似乎都含有大量的硫,由于硫会显著地降低碳地渗透速度,因而这种铁不适用于渗碳法制钢。钢是一种贸易商品,从生产适宜铁矿地地区进口铁,再炼成钢,有时进口成品钢。我们知道,只要有适合地矿石,就有可能用熟铁吹炼法直接炼出铁碳合金来,但我们不知道当时是有意识地进行地,还是全部中世纪的钢都靠渗碳法及以后的层叠法制成的。钢在当时的确很昂贵,需节省着用(只用于必要的地方),因此当时很多产品是包钢的,或者把钢焊接到熟铁上。

    而且钢的变形能力相对差,虽然变形需要的力大,但变形程度小,所以能量就小的多了。
    欧洲的钢弩尺寸都很小,弓臂很少超过80厘米的,所以限制了弦的初速度,开弓距离也很短,有的仅十几厘米,做功距离短释放的能量更小。
    钢弩弓身的质量很大,如一个弓臂80厘米的十字弓已经是非常大的型号了,比一般实战的十字弓还大的多,弓臂重近4公斤,然而它的蓄能极限仅相当于0.27KG的复合弓,而且做弓距离可小多了,三十多厘米而已。

    弓或弩释放的能量转化的方向是箭能量+弦能量+弓臂能量,弓臂越重越不利,而如此重的十字弓臂消耗的能量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弓臂太重,弓臂的运动速度就小多了,因此弦速度也被大大限制,箭的初速度就更小。

    出土的秦弩弩臂长75厘米,弓身长达125厘米,无论是箭导轨长度、做功距离还是蓄能能力,远比十字弓强的多。

    小尺寸大拉力的弩当然无法用坐姿蹶张法开弩,因为腿根本伸不开,无法用到最大蹬力,用绞盘开确实是明智的选择。

    根据当时人的身高推算,这个实战的弩弓身不过50厘米,弩臂倒是很长,达1米以上,可是大部分当作手持的托,弩机在一半的位置上,做箭导轨的不过是弩臂一半的长度,肯定精度不好,而且拉开距离更短,看来不超过20厘米,这样的弩威力是比较弱的。

    还是在那篇论文里给出了不同弓的蓄能情况:
    长弓       9000   kgf cm/kg (882 J/Kg)
    鞑靼弓    20000 kgf cm/kg (1960 J/Kg)
    土耳其弓 20000 kgf cm/kg (1960 J/Kg)
    现代弓    30000 kgf cm/kg (2940 J/Kg)”

    上面也看出,长弓紫衫木的蓄能还不到复合材料的一半,其威力和效率是远不能和复合弓比的。在这篇论文里:On the Mechanics of some Replica Bows.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er-Antiquaries 36:14-18 (1993) 提到660g重的长弓,拉力能达到36公斤,而清朝武举用的中等弓,重量650g,拉力达50多公斤,效率和威力比长弓强的多。(《清代满族弓箭的制作及管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年03期 )

    而明朝的弓效率比清弓还高,明弓比清弓短,而材料相似,而大家都知道物体越短的话越不容易弯,因此拉力更大,复合弓弹性好能提供足够的变形空间,明弓的长度和土耳其弓差不多,拉弓距离也就是也在70厘米以上,而比后者还要稍轻一点,因为明复合弓的弓胎用竹,竹材料比木材料更轻一些,而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大家不要以为这是一般的竹木材料,制弓时,要经过油漆浸渍->干燥->油漆->干燥等复杂的工序,油漆干燥时,其不饱和脂肪酸的双键被氧攻击而打开,互相间形成醚键而交联。木、竹纤维的主要官能团羟基也可以攻击双键,在干燥条件脱水而与油漆互相交联。这样形成的复合材料,和纯木、竹全然不同。还有其他的如角、筋、胶等材料的参与,远比单一材料要强劲的多。

    《天工开物》中记载,“上力挽一百二十斤”,“上力挽强者,角与竹片削就时,约重七两,筋与胶、漆与缠约丝绳,约重八钱。”,明朝的一斤为16两,相当于现在的590克。这样一个加上弦总重不过300多克的复合弓,拉力达到70公斤,效率和威力更是长弓不可比。

    在这个论文里:
    On the Mechanics of some Replica Bows.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er-Antiquaries 36:14-18 (1993)
    实验数据标明:660g重的长弓,拉力能达到36公斤,而赋予同样的箭的初速度,却仅能和鞑靼复合弓在27公斤拉力时不相上下。

    也就是说长弓不只在蓄能和拉力上,而且在效率上也远远落后于复合弓。

    复合弓不仅拉力比长弓大,而且在同样拉力下能赋予箭更高的速度和能量。

    就是这两种威力不过而而的长弓和十字弩,在整体式板甲面前可是风光了数百年,把整体式板甲逼到重的变态的程度。

    27 August

    彻底改变了世界海军的战争——塞德外海之战

      彻底改变了世界海军的战争——塞德外海之战

      ■ 流星

      ●质疑反舰导弹

      上世纪60年代前期,苏联的导弹艇不仅装备本国海军,还大量向其友好国家出口,其中受益国之一就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埃及、叙利亚于1958年合并组成,1961年叙利亚政变后恢复独立国家地位,而埃及则沿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名称,直到1971年9月2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才将国名改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由于埃及和叙利亚的海军人员素质低下,在获得苏联“蚊子”级导弹艇后,使用中问题不断,苏联技术顾问指责阿联人员使用不当,而阿拉伯人指责苏联武器可靠性有问题,双方相互推诿。阿拉伯士兵非常担心为作战中装备问题承担责任,因为阿拉伯军队有严厉的惩罚制度,那些毁坏装备的士兵甚至可能被处死。这种推诿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直到1967年年初的演练中,阿联人员甚至还没有完全掌握目标指示雷达的使用,经常把没有打开某些开关当成是雷达故障。另外一个后果则是造成了阿拉伯军队指挥官们无所适从,很多报告极尽所能地把问题描述成对方原因,根本不能体现实际情况。由于不熟练而问题百出,大量的问题又造成大量的报告,于是使指挥官们对武器效能一直存在疑问。1967年6月5日战争爆发后,埃及和叙利亚海军对导弹艇的使用非常谨慎。整个战争前期,没有导弹交战事件发生。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怀疑反舰导弹的作用,以色列人也同样如此。

      当时除苏联外,只有瑞典装备了反舰导弹,国际上对反舰导弹的作用也是存在疑虑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没有实战检验,这种大气候助长了怀疑之风。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海军作战舰艇上的人员仅仅进行过几次规避机动航行的操练,与阿拉伯人做法不同的是,以色列并没有忽视埃及海军导弹艇部队,仍将打击埃及导弹艇作为重要任务,不过却将任务交给了没有导弹的驱逐舰和鱼雷艇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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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日战争中的交战

      6月5日夜间,以色列海军封锁塞德港的“伽法”号驱逐舰与三艘鱼雷艇组成的编队抵达塞德港外海,意图是阻止埃及海军夜间向西面的亚历山大港转移,等待日出后航空兵空袭港口,消灭埃及作战舰艇。同时,“伽法”驱逐舰编队运送特种蛙人向港口内渗透,侦察港内埃及舰艇的准确泊位。当以色列蛙人成功潜入塞德港后,却惊讶地发现港内没有任何埃及海军的舰艇,只有一些民用船只。这回是以色列人过于小聪明,没有想到埃及人一改往常工作节奏缓慢的毛病,在遭到以色列空军沉重打击后,纷纷逃往亚历山大港。以色列驱逐舰在日落后发现过两艘埃及海军快艇目标并进行追击。以色列驱逐舰的炮弹多次夹击目标,据驱逐舰水手声称一些炮弹命中了目标,但是埃及快艇既不反击也不规避炮火,而是贴岸全速逃炮。正是这种不顾一切的办法,使其终于摆脱追击者逃进亚历山大港。当驱逐舰报告了交火信息后,以色列军方对这两个目标是否导弹艇表示怀疑,并把这些报告当成普通情报处理,而没有警告东地中海的其他以色列舰艇注意规避反舰导弹袭击。相反,只有火炮和鱼雷的以色列海军却更加靠近埃及领海,寻找打击埃及海军舰艇的机会。然而,埃及海军舰艇在战争中一直在亚历山大港规避,直到战争最后的6月11日深夜才有部分从亚历山大港返回塞德。

      6月12日,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地面部队全部占领的当天,其海军的“埃拉特”号驱逐舰在两艘“萨尔”1型鱼雷艇的掩护下,在塞德港东北西奈海岸活动。“萨尔”1型鱼雷艇是意大利产品,装有20毫米机炮和457毫米鱼雷。以色列海军一般将高速快艇部署在驱逐舰临敌一侧,以便驱赶企图接近驱逐舰的埃及快艇。另一个考虑是“萨尔”快艇小且灵活,埃及P-15导弹不能可靠捕捉20米长度以下的钢质船,“萨尔”1型鱼雷艇尺寸恰好处于边缘,高速航行时有效雷达反射面更小。而以驱逐舰则依靠远射程的舰炮作为火力支援,狙击袭击鱼雷艇的埃及快艇。当天夜里的行动是警戒西奈,防止埃及人从海上袭击塞德东面的以军阵地。以色列鱼雷艇编队贴近西奈海岸航行,海岸西面就是部署有埃及快艇的塞得港,而驱逐舰在外海,便于脱离和机动。

      入夜后,作为诱饵的“埃拉特”号驱逐舰雷达发现了目标,这群目标信号很明显是小型快艇。埃及海军的“蚊子”级导弹艇是在 P6鱼雷艇上安装了发射装置,“埃拉特”号据此判断雷达信号可能是导弹艇。于是“埃拉特”号舰长兼编队指挥官埃特沙科·苏萨临时决定设法诱使埃及导弹快艇离开塞德港西面的海湾,然后寻找机会予以歼灭。这个决定非常冒失,因为埃及导弹艇完全有时间完成对以色列驱逐舰的导弹攻击。沿岸航行的“萨尔”鱼雷快艇靠近到望远镜距离后,发现这是一队埃及海军P6鱼雷艇,正在迎头逼近以色列编队。以色列情报机构早就得知埃及海军一直规定鱼雷艇不得远离海岸,避免与塞德港外的以色列封锁舰只交战而只执行海岸警戒,防止以色列从海上袭击海岸附近的远程野战炮兵阵地(这些阵地主要用于支援西奈前线),因此埃及鱼雷艇都隐蔽在海岸附近的雷达盲区。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以色列海军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同时也是令其困惑的情况。

      当埃及海军发现外海的以色列驱逐舰时,并没有发现西面警戒的“萨尔”快艇。通常以色列驱逐舰都会有鱼雷艇伴随,然而埃及担心以色列远程炮击,其海岸雷达阵地位置太靠西,导致塞德港东面近岸海面是盲区,只能看到外海的“埃拉特”号却没有发现以色列“萨尔”鱼雷艇编队。埃及指挥官们经不住这个大目标的诱惑,在没有搞清楚周围情况前,命令隐蔽在苏伊士运河北口的鱼雷艇编队乘着黑夜高速向“埃拉特”号靠近发动攻击。埃及人这种反常的唐突行动造成了以色列人的困惑不解。苏联制造的P6鱼雷艇排水量只有75吨,航速最高可达43节,从隐蔽海岸全速向东冲出来时,马上就达到了最高速度,鱼雷艇几乎是在水面跳跃。埃及人已经肯定以色列驱逐舰不可能逃出这次突袭。“埃拉特”号上的火炮开始了阻拦射击,114毫米主炮进行直瞄射击,40毫米机炮则在鱼雷艇航路前方打出弹幕。埃及鱼雷艇数次穿过炮火阻拦,其中一艘已经中弹,但所有鱼雷艇还是在接近到数千米距离时发射了鱼雷。由于“埃拉特”号上的炮火将埃及鱼雷艇队形打得散乱,鱼雷齐射扇面组织很差。各艇几乎都是各自突防,当先导艇发射时,其他艇都还没有对准航向,以致鱼雷一条也没有命中。高速规避的“埃拉特”号上的以色列水兵也没有看见鱼雷,但是发现埃及鱼雷艇开始转向东离开。埃及鱼雷艇此时离海岸2海里,并没有发现右舷从海岸方向高速扑来的以色列鱼雷艇。他们理所当然地判断以色列的伏兵应该从左舷外海方向过来,因此尽量向海岸靠近并准备向右转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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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苏联P4小型鱼雷艇。埃及海军在塞德港部署了P4和排水量稍大的P6鱼雷艇,用于袭击外海的以色列驱逐舰

      埃及鱼雷艇正好与赶来夹击的以色列鱼雷艇迎头相向。这些“萨尔”鱼雷艇先是贴岸航行,因为夜间难以观察不断高速机动的埃及鱼雷艇航向。“埃拉特”号开火时,“萨尔”编队发现自己位置跑过头,但并没有发现埃及鱼雷艇已经开始离开攻击阵位向回窜,于是开始高速转向目标,两下高速迎头靠近,与“埃拉特”号形成了对埃及鱼雷艇的夹击态势。

      埃及鱼雷艇发现从海岸方向袭来的以色列“萨尔”艇时,距离已经很近,所有P6艇立即用机炮开火扫射。P6 鱼雷艇上的25毫米机炮直射距离远,但是埃及炮手缺乏在高速机动和颠簸跳跃情况下的射击训练,密集的炮弹落在离“萨尔”艇很远的海面,激起高高的水墙。两艘“萨尔”艇也开始还击,以色列指挥官和炮手都训练有素,打击顺序是先近后远。第一轮扫射就将最近的埃及P6艇打得水柱冲天火光四射,这艘艇没有跟随其他埃及鱼雷艇继续转向,而是拖着大火浓烟一直朝东,显然已经失控。“埃拉特”号与“萨尔”艇继续轮番夹击其他目标,那些埃及P6艇都被笼罩在炮火激起的水柱之中,又有埃及鱼雷艇拉烟,不过难以断定到底是施放烟幕还是被命中。苏萨舰长命令“萨尔”艇向东追击那艘起火失控的埃及P6艇,而“埃拉特”号驱逐舰继续向西追击逃往塞德港的P6艇。尽管“埃拉特”号以32节全速追击,但是时速高达43节的埃及鱼雷艇还是将其远远甩开。而追击失控P6艇的“萨尔”编队成功地赶上了目标,开始是双方对射,随后在左右两侧“萨尔”艇暴风雨般地扫射中,埃及鱼雷艇的25毫米炮全部被打哑且航速迅速掉了下来。以色列“萨尔”艇开始围绕目标作高速圆周航行向心扫射,“埃拉特”号在没有追上西逃的埃及鱼雷艇后,也折回来炮击这艘歪歪扭扭挣扎逃跑的P6。几分钟后,埃及鱼雷艇被炮火轰成碎片,消失在夜色笼罩的海面上。

      ●最后的“埃拉特”号

      6月5日和6月12日取得的海战胜利,使得以色列指挥部门陷入了轻视反舰导弹威胁的气氛中。在这两次作战中,埃及海军暴露出了效率低下,通信和情报混乱等现象。尤其导弹艇没有参加战斗等现象,使以色列对这种武器系统不可靠的论断更有说服力。这种潜在的乐观经验使得以色列抛开了约束大型舰艇靠近缺少航空兵掩护和侦察的埃及海岸的规定,将驱逐舰派往埃及近海。六日战争结束后,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并没有片刻宁静,冲突和交战一直继续。埃及海军由于几次鱼雷艇出击都一无所获且损失惨重,除能够动用的效能不明的导弹艇外,几乎没有其他手段能够抗衡以色列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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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以色列“埃拉特”号驱逐舰原为英国皇家海军Z级舰队驱逐舰,原名为“泽勒斯”号,舷号R39,1944年2月28日下水,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1955年交付以色列海军,更名为“埃拉特”号。该舰装有4门114毫米单管舰炮,4门40毫米和2门20毫米高射炮,4门深水炸弹发射炮,8个鱼雷发射管。图为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期间的“泽勒斯”号

      1967年10月21日黄昏,位于塞德港西面的雷达站发现了“埃拉特”号驱逐舰出现在东北面西奈海岸附近。“埃拉特”号舰长埃特沙科·苏萨担心潜艇袭击,命令驱逐舰做Z机动航行。而此时埃及的两艘183P“蚊子”级导弹艇也正在塞德港西侧的运河北口巡逻,这是埃及海军鱼雷艇部队遭到沉重打击后的战术调整。“埃拉特”号雷达发现了这两个目标,但是苏萨舰长基于6月的作战经验,认为这是鱼雷艇的征候,并没有过于关注。由于当时海军舰艇上没有安装火控雷达和制导雷达波段的接收设备,所以当埃及导弹艇接到岸上指挥所命令,一边转向一边用目标指示雷达跟踪时,“埃拉特”号上还是一片宁静。  

      埃及导弹艇在接到攻击命令时,手忙脚乱的埃及艇员们开始转向塞德港方向航行。由于导弹艇位置靠西,目标指示雷达被港口阻挡,因此要航行到运河北口东面的海角外。整个过程中,“埃拉特”号都在35千米的导弹射程范围内,但那些不太熟悉装备的埃及艇员在测量“埃拉特”号运动要素时发生了问题。由于“埃拉特” 号在进行Z机动航行,没有经验的埃及艇员在雷达上看来感到行踪不定,折腾了将近16分钟,才决定导弹前置角按目标Z折返点中段,导弹的自导雷达开机点装定在约距目标12千米处。当时P-15“冥河”导弹还没有射击扇面指令,艇上发射装置舷角也是固定的。为操艇对准Z线中段,第一艘导弹艇几乎撞上大型货轮的驻泊浮筒。17点30分左右,埃及导弹艇射出第一发P-15后立即转向折回,然后准备再次进入攻击。

      埃及导弹艇发射P-15的火光很大,“埃拉特”号上的一名水手报告塞德港方向有很亮的闪光和烟火。导弹发动机喷管的火光和拖着的长长的浓烟,在黄昏的地中海上空非常显眼,这是以色列舰员第一次看见反舰导弹。有人拉响战斗警报,舰长命令加速的同时满舵转向机动。“埃拉特”号甲板上所有人都顾不得被军舰急转甩得东倒西歪,惊恐万分地看着这个 300米高度呼啸而来的东西。航海长用望远镜一直盯着这个小飞机似的导弹,看清导弹航向并没有对准“埃拉特”号,似乎会从距离舰尾后400米左右上空飞过驱逐舰。航海长看见的是导弹正处于平飞段,末段自导雷达还没有开机。这个阶段的反舰导弹航向呆板,是最容易被拦截的时候,但是“埃拉特”号只有114毫米火炮能够勉强够上10千米左右的空中目标,然而这个没有多少把握的射击时机也被错过。导弹在9千米左右距离时,雷达截获了目标,在9600米处开始转向 “埃拉特”号,这是导弹发出战斗指令开始俯冲的前兆。“埃拉特”号上的人这下才有反应,高射炮开始密集凌乱地对空射击。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导弹带着从远到近的尖利呼啸声撞在舰的后部爆炸。

      巨大的爆炸火球将“埃拉特”号后半部全部笼罩进去,弹片和舰体碎片象风暴一样横扫甲板和海面。由于发射距离很近,导弹上的煤油和红烟硝酸成了纵火剂,很多人在爆炸瞬间闻到了强烈刺鼻的烟气。爆炸火球极具杀伤力,个别舱门被爆炸摧毁,高压高温的火焰撞进舱室,沿走廊前冲。虽然水兵深秋着装都是两层以上,很多人还是被冲击波大火烧得浑身红肉外露,那些艉部舱室的人却连同舰体被炸得粉碎、四处飞散。

      在第一艘导弹艇发射后,第二艘导弹艇紧随其后,间隔1分钟后也发射了一枚导弹。“埃拉特”号发现第一次发射的闪光后,注意力都集中在对第一发导弹的跟踪观察上,只有前甲板的一些水兵看见了第二次发射的火光和飞行的导弹。第一发命中造成的震撼场面以及烟雾和大火,使得以色列水兵忘却了第二发导弹正在飞来。几乎所有的对空射击都因为爆炸出现而短暂停顿,只有前部甲板的40毫米炮对呼啸俯冲的第二发导弹进行了射击。事后有人说导弹被炸成了碎片,但是这枚导弹还是直接命中了驱逐舰中部。由于弹着点离舰桥很近,包括舰长在内的很多人被震得口鼻流血,舰桥上一些仪表和架子上的设备都震掉下来。爆炸摧毁了主桅上的通信天线和发射机柜,切断了电缆,“埃拉特”号的大部分设备掉电,动力全部丧失。

      以色列水兵开始不顾一切地拯救军舰。巨大的爆炸使“埃拉特”号艉部和舯部开了花,舰体侧面结构大面积外翻。由于是高空俯冲,爆炸并没有直接破坏水线以下部分,但是底部钢板出现了很多裂口且严重变形,大量海水涌入,在舰员们的拼命抢堵下,“埃拉特”号没有沉没。甲板上组织起来的消防人员也成功地控制了火势。失去动力的驱逐舰开始漂流,苏萨舰长发现附近有浅滩,果断命令抛锚防止搁浅。由于通信中断,西奈半岛的以色列通信站收到“埃拉特”电信号是在它遭到攻击前2分钟,中弹后的情况被海岸上几个临时哨所发现,通过电话上报海面有大爆炸火光,并询问到底怎么回事。“埃拉特”号无法直接请求救援,只有期待遇上日落后出动的“萨尔”鱼雷艇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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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埃及塞德港附近被以色列海军炮火击中的清真寺

      看见战斗过程的还有战线另一面的埃及海岸哨所和雷达站。在确认了两发导弹都命中目标后,埃及人认为这艘舰马上就会沉没,在整个战争中败战居多的埃及人很是振奋,消息不仅马上报告给了高层,也很快在塞德港的陆海军部队中传开。然而“埃拉特”号并没有沉没,夜幕降临后,埃及方面并不知道“埃拉特”号已经抛锚。由于担心“埃拉特”号进入盲区后以色列海军夜间进行拖带施救,于是在等待了1个多小时还没有沉没迹象后,埃及海军决定再次发动攻击。7点30分左右,埃及导弹艇再次发射了P-15导弹。

      “埃拉特”号上的以色列水兵再次看到港口方向熟悉的闪光,夜间导弹象刺眼的火球,从港口方向升起,直朝“埃拉特”号飞来,导弹后部的浓烟在夜里看来象是炼狱中火光照射下狰狞的面孔。呼啸而下的导弹再次击中“埃拉特”号后部,这艘饱受创伤的1700 吨军舰再也无法承受威力巨大的爆轰。在重锤般的打击下,驱逐舰后部几乎解体。很多水兵都看见了驱逐舰后半部在浓烟烈焰中消失的可怕景象,任何人都明白这下 “埃拉特”号彻底没救了。苏萨舰长发出了弃舰逃生的命令,一些水兵在飞快倾斜的舰上尽量投下救生艇和求生圈,然后再跳进海中,还有很多水兵是从严重歪斜的 “埃拉特”号残骸上滑入海中的。就在弃舰过程中,埃及导弹艇发射的最后一枚导弹临空,这枚导弹是在最小射程上发射的,由于“埃拉特”号断裂并半没入水中,导弹呼啸着打进附近海面发生巨大爆炸。


      ●世界变了

      1967年10月21日的塞德外海之战,以色列损失了 1710吨的驱逐舰,47名水兵阵亡,91人受伤,其中9人严重烧伤。埃及海军出动的是两艘75吨的导弹艇,无一伤亡。这次战斗震惊了全世界,从来没有哪一次战斗能使大型舰艇在对抗中还没还手就被如此彻底摧毁。尽管有人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原因,但是那些传统的海军大国重新审视自己的海军舰队时,忽然发现面对装备导弹艇的敌人,竟然没有任何对抗手段,这些花费巨大财力、历经数十年建造完善的大舰巨炮都成了摆设。教训最深刻的以色列人,在1969年将所有的老式驱逐舰全部淘汰,而历来轻视反舰导弹的西方国家也纷纷开始加快反舰导弹的研制。

      一场小规模的海战,颠覆了整个世界花费几百年建立起来的传统和观念,彻底地改变了全世界的海军。

      《舰载武器》杂志供中华网稿件

    24 August

    谁是二战日本真正元凶?

     谁是二战日本真正元凶?

                             编辑:铁血V社会科学院 冯.罗严塔尔

        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终战诏书》60周年。战后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的广播、电视都要播送“玉音放送”———即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反省日本祸害亚洲及世界的侵略战争,而是断章取义地截取诏书中“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那一段话,制造悲情气氛,要日本国民感谢并体恤天皇为“护持国体”、“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的苦衷,激励日本国民的爱国热情。
     

    裕仁天皇,被有意遮掩的二战元凶!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解读一下《终战诏书》的全文:

      朕深忧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辈忠诚勇武之臣民如次:

      朕着帝国政府通告:兹已接受美英中苏四国之共同宣言。

      始初,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至若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等所为本非朕之志也。然,交战业已四载,朕之陆海将士勇武善战,朕之百僚有司励精图治,朕之一亿庶众克己奉公,各尽最善;但战局并未好转,世界之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新近使用残虐之炸弹频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之甚实不可测。若继续交战,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进而更会破坏人类之文明。果如斯,朕将何以持保朕之亿兆赤子,何以谢慰皇祖皇宗之神灵。此乃朕着帝国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缘故。

      对始终偕帝国戮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对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每当虑及,常五内俱裂。至若负伤、受灾祸、失家业者之福祉,乃朕深切轸念之所。惟今后帝国所受苦难本非寻常,尔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数知晓。然,大势所趋,朕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

      联兹寄信赖于可护持国体、忠良之尔等臣民之赤诚,且与尔等臣民永在。若夫情激之至,滥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由此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如是者乃朕之最忌;宜举国一家,子子孙孙相继;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信道义,坚守志操;誓发扬国体之精华,不累世界之进运。以此相期许,望尔等臣民体恤朕意。裕仁

      日本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用“暖昧的日本”这个词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日本人对加害国的侵略叫做“出兵”或“进入”,道歉词句无非是“反省”或“对不起,过去的事给贵国及人民添麻烦了”等。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书,也仅仅叫做“终战诏书”。每年8月15 日,供奉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和掩埋他们骨灰的日本爱知县的三根山“殉国七士墓”,都会有成群结队的日本老兵穿着昔日臭名昭著的日军军服,打着军旗,挎着军刀,吹着军号来到这里祭拜。他们为当年的战争无比自豪,不承认日军曾经战败。按照天皇的诏书辩解说,那仅仅是“终战”。他们对下一场战争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

    一、东条英机:被推出来的替罪羊
        我国国内曾出版过一部名为《二战三元凶》的系列图书,将东条英机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并称为“二战三大元凶”。

        但如果我们真正的审视历史,就会发现,这样的排名,实在有些“抬举”了这位日本陆军大将。

        从地位上讲,他只不过是日本战争期间的多名首相之一,从作用上讲,他也只不过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

        总之,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这位东条英机先生,都还不足以承担起日本的战争罪责。


    东条英机,战犯,但不是元凶!


        那么,谁是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真正元凶?

        让我们看看日本人自己怎么说吧。

    二、《终站诏书》,裕仁的自供状  
        日本学者千本秀树在《天皇制的侵略责任与战后责任》一书中说:《终战诏书》不存在战败认识。

      过去,中国和各战胜国的教科书中都说“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被接受这一点看,此说也不算错。不过,若细读天皇的《终战诏书》及其政府声明,从无“投降”二字,更谈不上“无条件”,而且不存在战败认识。1945年8月,天皇致盟军的回复中明确表示,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是以“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为前提的。《终战诏书》尽管明确表示发布《波茨坦宣言》的是美英中苏四国,但战争的期限则被限定为“四年”。因为裕仁认为“大东亚战争”是向美英发出宣战布告以后的战争。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似乎就根本没存在过,一概不予理会。

      “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侵彼领土等所为非朕之志也。”把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了“自存”,这种扭曲措辞,充分暴露了裕仁及其亲信试图集体篡改历史的形象,将“帝国”与“东亚”分离开来,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合,以此佯装自己身上不存在通过发动一系列“排他国之主权、侵彼领土” 的侵略战争而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正是与美英两国开战的主要原因,其根本之处就是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

      再看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的《开战诏书》,它开宗明义地“对美国及英国宣战”,理由是日本帝国之存亡“濒临危殆”,不得不发动这场旨在“自存”、“自卫”的战争。《开战诏书》承认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以后中日之间全面爆发战争的事实,却又称该战争暂时已经结束,眼下日本与“国民政府”处于“善邻”关系之中,这样一来,似乎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在1941年12月就已经不存在了。《开战诏书》说:“曩者,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滋事端,搅乱东亚之和平,遂致与帝国执干戈,兹已经四年有余。幸而国民政府发生更新。帝国遂与之缔结善邻之谊,达成相互提携之诚。然,残存于重庆之政权,恃美英之庇护,仍不改兄弟阋于墙之念。”

      虽然说“中华民国”方面“搅乱东亚之和平”,把战争的责任转嫁给了中国,但还是承认:长达“四年有余”之间,大日本帝国对中国“执”了干戈,两国之间曾经处于战争状态。现阶段,日本已经与更新的国民政府“缔结善邻之谊,达成相互提携之诚”。而这个更新的国民政府指的是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汉奸汪精卫政权。同年11月,日本和汪伪政权缔结了所谓的《日华基本条约》,只承认汪精卫政权为正式政权,以此作为对“庇护”重庆国民政府的“美英”“宣战”的理由。《开战诏书》指责“美英两国支援重庆残存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藉和平之美名,欲逞东亚制霸之野心”。辱骂美英两国的话语恰恰暴露了日本自己的企图。从《终战诏书》的措辞中似乎已经看不到中日战争的痕迹,就因为它是遵循《开战诏书》的逻辑炮制出来的。

      《终战诏书》中“始初,图谋帝国臣民之安宁,偕万邦共荣共乐乃皇祖皇宗之遗范,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的措辞,把裕仁自己扮演成“民族”与“人类”的救世主。这样一个新的神话就构建出来了:“接受共同宣言”,是因为“敌人”“使用”了“新”的“残虐的炸弹”,为了阻止更多的“无辜”被“杀伤”,也为避免“我民族之灭亡”和“人类文明”的“毁坏”,天皇作出了“圣断”,因此,裕仁是“日本国之救世主”,“人类文明之守卫者”。

      为了回避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日本政客不惜捏造历史,消除裕仁即位以来参与战争的痕迹,抹消他作为大元帅时时常发出的决断的后果。

      关于日中战争,裕仁装作一副根本没有发生的样子,企图开脱自己的战争责任。即使决定对美英宣战,也强调自己是作为沉默者的形象出现的。裕仁说:“12月1日,阁僚与统帅部联系御前会议召开,会上决定开战。当时我觉得,即使反对也不会起作用,所以保持着沉默。”

      由此可见,《终战诏书》是以免除裕仁战争责任的形式在歪曲历史,是战后日本一系列右翼言论的出发点。

      阿巴斯通讯社东京分社社长罗贝尔·盖兰对《终战诏书》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终战诏书》一次都未曾提到过战败这个字眼,当然也没有使用过投降的说法。裕仁认为残忍的原子弹爆炸是终止这场战争的理由。而且,正如该诏书所述:“昔日,之所以宣战于美英二国者,实亦出于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宁故”,仅仅把此当作战争的目的。因此,假如旧军人们将来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好恶随意改写历史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以该诏书的文本为基石,发表如下说法:我们之所以放弃战争,只是因为我们的敌人采取了非人道的行动。虽然麾下的军队没有遭受重创,但是我们的天皇却同意了终止杀戮的要求。为什么?因为天皇不只是日本国的救世主,而且,他还想成为反对一切残虐行为的人类文明的防卫者。

      对《终战诏书》,罗贝尔·盖兰表示了巨大的惊讶:这种文本简直不可思议,就其精神而言,是彻头彻尾的日本式产物。

      盖兰的分析出色地击中了靶心!在日本右翼军人回想录中,旨在“自存”的战争视角被反复提起,作为“日本国救世主”的天皇形象,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篡改历史的旗帜。由日本自民党为纪念《终战诏书》播送50周年而出版的《大东亚战争之总结》一书就宣称:大东亚战争不是侵略战争,而是“自存”、“自卫”的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在此基础上,“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出笼,编撰了旨在篡改侵略历史的教科书,而这部教科书竟然通过了日本官方的审查。

    三、肮脏的交易与天皇的苟存
        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权。
     
        1945年8月30日,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统帅名义进驻日本,开始实行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占领初期,麦克阿瑟为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促使日本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责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实施了包括解除武装、惩办战犯等一整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就是与各项改革同步进行的。其中,天皇制问题与战争、军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天皇制的问题,当时美国国内主张予以废除并审判裕仁的舆论颇为强烈,33%的人主张处决裕仁,37%的人主张审判裕仁,只有7%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但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当局却有自己的考虑。

      首先,他们担心一旦废除天皇制,审判裕仁将会引起日本人对美国占领军的仇恨,“导致消极甚至半积极的抵抗”,从而为实施体现美国意图的占领政策带来困难。在战前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长达10年之久的美国国务院特别顾问格鲁就说:“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们就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七千万人口的社会。”麦克阿瑟则认为排除天皇的占领,至少也需要100万军队,而且还得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其次,美国当局还担心,废除天皇制的做法将在客观上鼓励日本进步势力的发展。日本共产党和一些进步人士要求废除天皇制,建立共和制。一旦占领结束,有可能发生“共产革命”,这对美国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最后,美国当局希望以保留天皇制为条件,逼迫日本接受“放弃战争和军备”的重要条款。

      但是保留天皇制,不免除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是不行的。为此,美军代表菲勒斯准将召见战败时身为海军大臣的米内光政时说:以苏联为核心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主张应该把裕仁当作战犯予以处罚。作为对策,最好的做法是日本方面出来证明天皇没有任何罪责。为此,我认为即将开始的审判是最好的机会。尤其是在审判之际,要让东条负担全部责任。即要让东条说出如下事情来:“在开战前夕的御前会议上,纵使陛下反对对美战争,我也横下一条心,要将战争强行进行下去。”对此米内大将回答:本人完全同意。我认为让东条(原首相)与岛田(原海军大臣)承担全部责任是脱陛下罪责的最好办法(引自丰田隈雄:《战争裁判余录》)。

      就这样,围绕免除裕仁责任的设想,日美之间达成了共识。对于苏联非常强烈地主张将天皇作为战犯予以处罚的理由,菲勒斯准将以美国冷战思维方式说:这是企图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也就是说,通过将苏联视为敌人,天皇与麦克阿瑟成了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盟友,就这样日美化敌为友,达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共识。这种立场,后来成为日美关系中一贯的重要政治支柱。日本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中说得好,日本投降实际是天皇与美国的交易,虽放弃抵抗却保留了原有政权。

      为了对付社会主义的苏联,美国迅速将对日政策由惩罚改为扶植,不但重新释放和武装战犯,而且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日本的战时政治体制和统治机构。1949年5月,美国政府正式命令麦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战争赔偿计划,使日本得以恢复生产,尽快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实际同盟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驻日美军开赴朝鲜战场,麦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组建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预备队”,大量的旧军官和旧警察加入了这支准军事力量。由于战后国际局势迅速向冷战方向发展,东京审判远远没有纽伦堡国际法庭对德国法西斯审判那么全面和彻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被判绞刑的只有7人,其量刑之轻让人惊诧。不久,盟军陆续释放了除28名甲级战犯以外的全部战犯嫌疑人。仅几年后,盟军还将被判处有期徒刑的18名甲级战犯予以提前释放。其中罪刑严重的战犯七三一部队的缔造者陆军中将石井四郎,不但没有接受审判,反而安享晚年并获得立碑纪念的荣誉,主要原因就在于七三一部队向盟军提供了研究成果。美军负责人说:石井部队的资料是出资数百万美元和长期进行研究的成果。这种资料是附着于活体试验的,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在试验室是无法取得的。于是,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决定,由于日军细菌战情报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决定不揭发日本细菌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员为战犯。

      结果,那些被盟军释放的高级战犯又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正是这些军国主义残余分子,开启了战后的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势力崛起的先声。担任过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的甲级战犯岸信介,1957年顺利当上了日本首相。甲级战犯重光葵,1952年任改进党总裁,以后出任外务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职,日本学者称他们为“战犯政治家”。

      日本政界又有家族承袭传统,如上世纪90年代的首相细川护熙,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近卫首相的外孙,现在的东京都知事、极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又是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当时有石原、板垣、土肥原“三原左右关东军”之称)之子,他们怎么可能清算自己政权和前辈的罪行?

    四、将天皇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然而,日本人刻意的掩饰和歪曲并不代表着别国人民,特别是二战期间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可以接受这样被歪曲的历史!

        日本在上个世纪悍然发动了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这是无可掩盖的历史!

        日本民族对被侵略的各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这一点无可抵赖!

        日本天皇是日本侵略政策的最高制定者和推行者,这是铁一般的历史!

        铭记历史,将裕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 August

    古代拉shi研究

    古代拉屎研究zt
          很早以前的有钱人家,上厕所是要换衣服的。南朝的首富石崇家的厕所修得富丽堂皇,一般都有十多个身着艳丽服装的婢女准备好了甲煎粉、沉香汁、新衣服等站在门口迎候。家中来了客人,看见这种光景,都不好意思去。王大将军不管这许多,脱了身上的衣服进厕所,大便之后,穿着婢女准备好的新衣服出来,神情中充满骄傲。从这一细节也不难看出,为什么古人会把上厕所称为“更衣”。
      当然,在更多的穷苦人家,是不具备“更衣”条件的,但是不论更不更衣,人们在排便时的痛快感受是无可替代的。这一肮脏但愉快的历程,所有的教科书中都不会记录,似乎只有欧阳修“马上枕上厕上”的读书方法很值得推广,这实在让我们的文明大打折扣。看看下面几个带着点历史臭味的故事,或许你会觉得,这刚好是对“发笑”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京师无厕

      提起北京城,在世人眼中,那可是几朝帝都,王者气象。近几百年的文人恨不得把所有好词儿全用在这城市身上,以表示他们对“身居京城”的庆幸与感恩。
      然而,我今天介绍给各位的是一个污秽不堪、臭气熏天的北京城,下面这段历史最好不要在饭后阅读。在16至19世纪的北京,也就是明王朝和清王朝时期,商业一片繁荣的背后,是公共设施的匮乏和管理的无序。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直陈时弊,将京城比喻成一个巨大的厕所。这是不是有些耸人听闻了?
      事实上,情况远比这严重得多。由于寥寥几个公共厕所还都是收费的,如果不是出于体面或是别的什么顾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人满大街找半天之后走进去的。“故人都当道中便溺”,不仅普通百姓这样做,一些官员也带头这样做。不仅男人这样随便,甚至女人也将便器直接倒在街上。自然是大便夹杂着小便,人粪夹杂着牛溲马尿,北京城不仅是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还是一个巨大的垃圾站。当真是“重污叠秽,处处可闻”(据清代佚名《燕京杂记》)。
      直到清朝末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北京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而且,出现了大粪车,以摇铃为号。
      臭气熏天的北京城慢慢干净起来……

      皇家气象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81年的一天中午,晋景公姬獳品尝新麦之后觉得腹胀,便去厕所屙屎,不慎跌进粪坑而死。姬獳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殉难于厕所的君主,由此暴露出先秦时宫厕的简陋。这沉痛的代价使得后世对屙屎这样的事情多了几分谨慎。
      汉高祖刘邦位列“中国流氓史”头把交椅,他的做法实在可以配得上他的身份。他在群臣面前内急,为了节约时间开会,同时也为了不至于掉进厕所中,竟让一个文官把帽子递给他,他背过身去,把帽子倒过来,一会儿,半帽子热气腾腾的尿呈现在众人面前了。
      这个流氓皇帝的后代汉武帝刘彻,更是别出心裁,居然在解大便时接见高级官员。这是《汉书·汲黯传》里透露出来的:“大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视之。” 史官并没有记录下卫青的情绪,但可以肯定的是,卫青在汉武帝的眼中是一等一的重臣,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获得了在皇帝大便时被接见的机会。
      关于皇家厕所的不同寻常之处,《世说新语》有所透露。西晋大将军王敦被晋武帝招为武阳公主的驸马,新婚之夕,头一回使用公主的厕所。初见时,觉得富丽堂皇,比之民间住宅都强得多,进去,才发现原来也是有臭气的,心下稍微平和了些。不多时,见厕所里有漆箱盛着干枣,只当是“登坑食品”,便全部吃光;俟完事后,侍婢端来一盘水,还有一个盛着“澡豆”的琉璃碗,王敦又把这些“澡豆”倒在水里,一饮而尽,惹得“群婢掩口而笑之”。原来干枣是登坑时用来塞鼻子防臭气的,而“澡豆”则相当于近世的肥皂。
        或许是受了汉高祖用大臣帽子撒尿的启发,后世的皇帝们多半使用便壶来解决问题,而不亲自上厕所了。《西京杂记》上说,汉朝宫廷用玉制成“虎子”,由皇帝的侍从人员拿着,以备皇上随时方便。这种“虎子”,就是后人称作便器、便壶的专门卫生用具——可知至迟从那时起,皇帝就不一定非得同厕所打交道了。“虎子” 后来变了称呼唤作“马桶”,据说与皇帝有关。相传西汉时“飞将军”李广射死卧虎,让人铸成虎形的铜质溺具,把小便解在里面,表示对猛虎的蔑视,这就是“虎子”得名的由来。可是到了唐朝皇帝坐龙庭时,只因他们家先人中有叫“李虎”的,便将这大不敬的名称改为“兽子”或“马子”,再往后俗称“马桶”和“尿盆”。
      宋太祖赵匡胤平定四川,将后蜀皇宫里的器物全运回汴京,发现其中有一个镶满玛瑙翡翠的盆子,爱不释手,差点儿用来盛酒喝。稍后把蜀主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召来,花蕊夫人一见这玩意儿被大宋天子供在几案上,忙说,这是先王的尿盆啊!惊得赵匡胤怪叫:“使用这种尿盆,哪有不亡国的道理?” 马上将盆子击碎了。
      尿盆与酒器难以分辨,这大抵是古人审美趣味不同造成的笑话。便器发展到清朝,已体现出极强烈的人性关怀特征。清代皇帝、后妃们使用的便器叫做“官房”,有专门的太监保管,需要时则传“官房”。皇帝、妃嫔们使用的“官房”是十分讲究的,分为长方形和椭圆形两种形式,用木、锡或瓷制成。木质的官房为长方形,外边安有木框,框上开有椭圆形口,周围再衬上软垫,口上有盖,便盆像抽屉一样可以抽拉,一般木质便盆都装有锡质内里,以防止渗漏。锡质官房为椭圆形,盆上有木盖,正中有钮;这种便盆要与便凳配合使用,便凳比较矮,前端开出椭圆形口,便盆放在下面对准圆口。便凳有靠背,包有软衬,犹如现在没扶手的沙发一般,坐在上面,并不比现在的马桶差,只不过不能冲水而已。
      慈禧太后的“出恭”在一些史料中有零星记载。太后说要传官房,几个宫女就去分头准备,一个去叫管官房的太监,一个去拿铺垫,一个去拿手纸。太后官房是用檀香木做成的,外表雕成一只大壁虎,壁虎的四条腿就是官房的四条腿,壁虎的鼓肚是官房盆屉,尾巴是后把手,下颌是前把手,嘴微微张开,手纸就放在其中,壁虎的脊背正中有盖子,打开后就可以坐在上面 “出恭”了。官房里放有干松香木细末。太监要把用绣云龙黄布套裹着的官房顶在头上送到太后的寝宫门外,请安以后,打开黄布套,取出官房,由宫女捧着送进净房(净房一般设在卧室床的右侧,明面上装一扇或两扇小门,里面是不足一米宽的死夹道,专门为便溺用)里,宫女把油布铺在净房地上,把官房放在油布上,再把手纸放进壁虎嘴里;太后完事后,由宫女捧出去,交给太监,太监仍然用布套包好,举到头上顶出去,清除完脏物后,擦洗干净,放入新的干松香木细末,等下一次使用。
      宫中虽然可以如此,羁旅途中自然不能这样繁琐,一路车马,也不方便端来端去的。这不用我们操心,早有人替太后老佛爷想好了。 1903年3月,慈禧以恭谒西陵(在河北省易县西)为名,要乘上火车抖抖威风。卧室内,面对着车窗放置着特制的铁床,床上被褥枕头应有尽有,用幔帐围着。床的一侧有门,打开即是大小便用的如意桶。桶底铺着黄沙,再灌进水银,粪便落入不见痕迹。桶外用宫锦绒缎套罩着,看上去像一个绣花坐墩。
      清史家孟森的描述是:“……车中备铁床、裀褥枕被,花车原有卧榻置不用,计吸鸦片烟非此不适故耳。床横置,面车窗,以幔围之,床身购诸肆,嫌柱稍高,截其脚而移高其床面。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一绣墩。车身亦(遍)套黄绒,而以缎贴里。”这种如意桶,可算是当时登峰造极的高级卫生设备了。

     用什么擦屁股?

      造纸是中国早在汉代时的一大发明,但是直到元朝,这一技术的产品才被运用于人们最实际的生活:如厕。后人揣测,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文化相对比较落后,没有汉民族“敬惜字纸”的意识,所以才使得厕纸进入人们的生活。而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用竹片做如厕的卫生用品,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唐宋之前,人们用的是一种叫做“厕筹”的木头片或竹片,《元史》列传第三后妃二记载,“裕宗徽仁裕圣皇后”伯蓝也怯赤当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昭睿顺圣皇后”非常孝顺,她要在婆婆拭秽之前用自己的脸试试手纸的柔软度:“后性孝谨,善事中宫,世祖每称之为贤德媳妇。侍昭睿顺圣皇后,不离左右,至溷厕所。”
      连擦屁股的纸都要先用脸试试软硬,这孝心实在是可圈可点。那么,竹片呢?软硬估计已经不是问题,竹子的问题在于毛刺甚多,万一竹片不够光滑,伤了使用者的臀部,实在是一件大煞风景的事情。
      《南唐书·浮屠传》记载,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动手削竹片以供僧徒如厕时使用,并用面颊检验质量,看看是否光洁滑爽。这堪称是礼佛的帝王中最值得称道的了。

      掘新坑成财主

      厕所管理员的工作也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这绝对是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值得商家学习,值得全民把玩。
      明末清初有一个叫做穆太公的人。当然,没有谁会在自己的名字上带着这么高的辈份。姓穆是一定的了,“太公”则很可能是大家对他的尊称。这位姓穆的老先生是如何赢得群众尊敬的呢?
      穆太公是乡下人,有一天进城,发现城里的道路两旁有“粪坑”,且是收费的。老先生进去痛快了一把之后,并没有一走了之,他立在这简易厕所外面呆了半天,发现来解手的人不少,于是,他凭借自己特有的商业敏感度,确立了自己后半生的饭碗——“倒强似作别样生意!”
      回到家之后,穆老先生请工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贴在这粪屋壁上”,并请一个读书人给厕所题写了个别致的名字:“齿爵堂”。为了吸引客流,又求教书先生写了百十张“报条”四方张贴,上面写着:穆家喷香新坑,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
      这一手很有吸引力,农家人用惯了稻草瓦片,如今有现成的草纸用,加上厕所环境实在优雅,“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吸引得女子也来上粪坑,穆太公便又盖起了一间女厕所。
      值得说明的是,穆太公的厕所是免费的。那他老人家费这么大劲儿,如何体现经济利益呢?原来,早在城里上厕所的时候,他便已经领悟到,在乡下,厕所收费是行不通的。但是,粪便是可以出售的。他便把粪便收集起来,卖到种田的庄户人家,或者以人家的柴米油盐来置换。一劳永逸,久而久之,便获得了不小的收益。真的是“强似作别样生意”!(据明末清初无名氏《掘新坑悭鬼成财主》)
    12 August

    中国古代天文常识

    中国古代天文常识
    上古人们认为宇宙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称为“帝”或“上帝”。在上古文献里,天和帝
    常常成为同义词。自然现象各有它的人格化的主持者,如风师谓之飞廉,雨师谓之屏翳,云
    师谓之丰隆,日御谓之羲和,月御谓之望舒。这些名字,主要用作古诗赋中的辞藻。
    出于农耕民族掌握四季变化的需要,古人观测天象是很勤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就有了某些
    星名和日食、月食的记载,《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尔雅
    》等书有许多关于星宿的叙述和丰富的天象记录,史记有《天官书》,《汉书》有《天文志》。
    古人的天文知识不仅丰富,而且也很普及。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
    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
    者矣。”
    以下介绍七政五纬、二十八宿四象、三垣、十二次、分野等天文基本概念。
    一、七政、五纬:古人把日月和金木水火土称七政,也叫七曜。其中金木水火土合起来又
    称五纬。
    金星古称明星,又名太白,这是因为它光色银白,亮度特强。《诗经》的“子兴视夜,明星
    有灿”(《郑风·女曰鸡鸣》),“昏以为期,明星煌煌”(《陈风·东门之杨》)都是
    指金星说的。金星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黄昏见于西方叫“长庚”。
    木星常称为岁星,简称岁
    水星又叫辰星。
    火星古名荧惑。
    土星又叫镇星或填星
    需要注意的是,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水并不是指行星中的水星,而是指恒星中的定
    星(营室),即室宿,在西方则为飞马坐的αβ两星。如《左传庄公十九年》“水昏而正栽”。
    先秦古籍中谈到天象时所说的火也不是指行星中的火星,而是恒星中的大火,特指心宿二,
    在西方则天蝎座的α星,如《诗经》中的“七月流火”。

    二、二十八宿、四象
    古人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是以恒星为背景的,因为恒星相互间的位置相对稳定不变,可以用
    它们来做日月五星运行所到的位置。古人选取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星宿作为坐标。下面先
    介绍一下黄道、赤道。
    黄道是古人假想的太阳周年运行轨道。地球沿着自己的轨道绕太阳公转,从地球轨道不同的
    位置上看太阳,则太阳在天球(为研究天文而假想的,通常是以地球为中心,无限长为半径
    的球体)上的投影的位置也不尽相同。这种视位置的移动叫做太阳的视运动,太阳周年的视
    运动轨迹就是黄道。
    赤道不是指地球的赤道,而是指天球赤道,就是地球赤道在天球上的投影。
    星宿不是一颗星,而是邻近若干得的集合。古人把比较靠近的几颗恒星联系起来,东西南北
    各有七宿,每七宿,想象成一种动物,称为二十八宿:
    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斗扣女虚危室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
    (亢音kang4,氐音di1,箕音ji1,昴音mao3,觜音zi1,参shen1,轸zhen3)。苍龙、玄武
    、白虎和朱雀称为四象。玄武是一种龟蛇合体的动物。
    古人以二十八宿来观测日月和五个行星的运行。了解了这一点,古书上的一些内容就不难懂
    了。《尚书》“月离于毕”指的是月亮附于毕宿(离通丽,附着的意思);《论衡》“荧惑
    守心”指的是火星位于心宿;《诗经》“太白食昴”指金星遮蔽了昴宿。
    二十八宿不仅用于观测日月五星,有的还是古人测定岁时季节的观测对象。古人认为上古时
    代,人们认为初昏时参宿在南方就是春季正月,心宿在正南方就是夏季五月等。另外,古人
    还按以上述二十八宿为主体,把黄道附近的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28个不等分。所
    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八宿就意味着28个不等分的星空区域了。
     
    三、三垣
    古代对星空的分区,除了二十八宿以外,还有所谓三垣。既然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
    古人在黄河流域的北天上空,以北极星为标准,集合周围其它各星,合为一区,名曰紫微垣。
    在紫微垣外,在星张翼轸以北的星区是太微垣;在房心箕斗以北的星区是天市垣。
    北斗七星在古代天文也占有重要地位。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
    光七星组成的。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像成舀酒的斗形。天枢、天璇、天玑、天权为斗身,
    古曰魁;玉衡、开阳、摇光为斗柄,古曰杓。北斗七星属于大熊座。
    古人很重视北斗,因为可以利用它来辨方向,定季节。把天璇、天枢连成直线并延长五倍距
    离,就可以找到北极星,而北极星是北方的标志。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不同的时间,
    出现在于天空不同的方位。人们看起来它在围绕着北极星转动,所以古人又根据初昏时斗柄
    所指的方向来决定季节:斗柄指斗,天下皆春;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南,天下皆夏;
    斗柄指北,天下皆冬。

    四、十二次
    古人为了说明日月五星的运行和节气的变换,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的方向分为十二
    等分,称为十二次。每次中都有二十八宿中的某些星宿作为标志。由于十二次是等分的,而
    二十八宿广狭不一,所以十二次各次的起止界限不能宿与宿之间的界限一致,有些宿是跨属
    于相邻的两个次的。列表如下:
    十二次  二十八宿
    1.星纪  斗牛女
    2.玄枵  女虚危
    3.诹訾  危室壁奎
    4.降娄  奎娄胃
    5.大梁  胃昴毕
    6.实沈  毕觜参井
    7.鹑首  井鬼柳
    8.鹑火  柳星张
    9.鹑尾  张翼轸
    10.寿星 轸角亢氐
    11.大火 氐房心尾
    12.析木 尾箕斗
    枵音xiao1,诹訾音zou1 zi1
    外国古代把黄道南北各八度以内的空间称为黄道带,也自西向东分为十二等分。起止界限与
    中国的十二次略有差异,大致对照如下:
    十二次黄道十二宫
    1.星纪   摩羯宫
    2.玄枵   宝瓶宫
    3.诹訾   双鱼宫
    4.降娄   白羊宫
    5.大梁   金牛宫
    6.实沈   双子宫
    7.鹑首   巨蟹宫
    8.鹑火   狮子宫
    9.鹑尾   室女宫
    10.寿星  天秤宫
    11.大火  天蝎宫
    12.析木  人马宫
    古人创立十二次主要有两个用途:第一:用来指示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例
    如太阳在星纪中交冬至,在玄枵中交大寒。第二,用来说明岁星(木星)每年运行所到的位
    置,并拒以纪年,例如说某年“岁在星纪”,次年在“岁在玄枵”等。
    十二次的名称,多和各自所属的星宿有关。例如大火是次名,同时又是心宿的星名。鹑首、
    鹑火、鹑尾,其所以名鹑,显然又和南方朱雀有关,朱雀七宿也正属于这天宿内。

    五、分野
    古人是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根据地上的区域来
    划分天上的星宿,把天上的星宿分别指配于地上的州图,使它们相互对应。说某星是某国的
    分星,某某星宿是某某州国的分野,这种看法,即是“分野”的概念。
    1.星宿与国的对应
    宿 国
    角亢 郑
    氐房心 宋
    尾箕 燕
    斗牛 越
    女 吴
    虚危 齐
    室壁 卫
    奎娄 鲁
    胃昴毕 魏
    觜参 赵
    井鬼 秦
    柳星张 周
    翼轸 楚
    2.星宿与州的对应
    宿 州
    角亢氐 兖州
    房心 豫州
    尾箕 幽州
    斗 江湖
    牛女 扬州
    虚危 青州
    室壁 并州
    奎娄胃 徐州
    昴毕 冀州
    觜参 益州
    井鬼 雍州
    柳星张 三河
    翼轸 荆州

    星宿的分野也有以十二次为纲,配以列国的。如下图所示:
    十二次 国
    星纪   吴越
    玄枵   齐
    诹訾   卫
    降娄   鲁
    大梁   赵
    实沈   晋
    鹑首   秦
    鹑火   周
    鹑尾   楚
    寿星   郑
    大火   宋
    析木   燕
    古人的建立分野的目的在观察天象,以占卜地上所配州国的吉凶。《论衡》中谈到荧惑守心
    时就说:“荧惑,天罚也;心,宋分野也。视当君。”对野有了了解,就可以知道古代作家
    在写到某地区时会连写到这个地区相配的星宿。如庚信《衷哀江南赋》:以鹑首而赐秦,天
    何为而此醉,王勃《滕王阁序》,“星分翼轸”,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指的就是
    所描绘的地方的星宿分野。
    古代是把天象的变化和人事的吉凶联系到一起的。如日食是上帝对当政者的警告,彗星的出
    现象征关兵灾。岁星正常运行到某某星宿,则地上与之相配的州国就会五谷丰登,而荧惑运
    行到某一星配,这个地区就会有灾祸等。古人还认为,一些天象的变化还是水旱、饥馑、疾
    疫、盗贼等自然、社会现象的预兆

    叁 垣
    ◇紫微垣:一名紫宫垣或简称紫垣,(紫微宫,紫宫)。位北斗东北,有星十五,东西列,
    以北极为中枢,成屏藩之状,东蕃八星,由南起曰:左枢,上宰,少宰,上弼,少弼,上卫,
    少卫,少丞。西蕃七星,由南起曰:右枢,少尉,上辅,少辅,上卫,少卫,上丞。左右枢
    之间如开闭之象者曰闾阖门,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
    宫。』晋书天文志:『北极五星,钩陈六星,皆在紫宫中,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蕃七,东蕃
    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度也,一曰长垣,一曰天营,
    一曰旗星,为蕃卫备蕃臣也。』宋史天文志:『紫微垣在北斗北,左右环列,翊卫之象也。』
    ◇天市垣:位於房心东北,有星二十二,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之状,东蕃十一星,由南起
    曰:宋,南海,燕,东海,徐,吴越,齐,中山,九河,赵,魏。西蕃十一星,由南起曰:
    韩楚,梁,巴,蜀,秦,周,郑,晋,河间,河中。史记天官书:『房心东北曲十二星曰旗,
    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楼。』正义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北,主国市聚交
    易之所,一曰天旗。』观象玩占:『天市垣,一曰天府,一曰长城,一曰天旗庭。』中。史
    记天官书:『房心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楼。』正义曰:『天市
    垣二十二星,在房心东北,主国市聚交易之所,一曰天旗。』观象玩占:『天市垣,一曰天
    府,一曰长城,一曰天旗庭。』
    ◇太微垣:位北斗之南,轸翼之北,有星十,以五帝座为中枢,成屏藩之状,东蕃四星由南起
    曰:上相,次相,次将,上将,西蕃四星由南起曰:上将,次将,次相,上相,南蕃二星东
    曰左执法,西曰右执法,其间曰端门,右执法门西为右掖门,左执法东间为左掖门。史记天
    官书:『南宫,朱鸟,权衡,衡,太虚,叁光之庭。』宋均云:『太微,天帝南宫也。』广
    雅:『太微房谓之明堂。』晋书天文志:『太微,天子庭也,五帝座也,十二诸侯府也,其
    外蕃九卿也。』

    北方玄武七宿

    ◇斗宿:有星六,均属人马座,亦称北斗又名南斗,诗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浆』晋书天文志:『北方南斗六星,天庙也,一曰天机。』考古质疑:『四方列宿,随时迭
    运,故以春言之,井,鬼,柳,星,见於南方,则斗,牛,女,虚,为北方之宿尔,以其正当北
    斗之衡,故彼既曰北斗,则此曰南斗,所以别也。』
    ◇牛宿:有星六,均属摩羯座,礼月令:『季春之月,旦,牵牛中,又仲秋之月,昏,牵牛
    中。』史记天官书:『牵牛为牺牲。』按古时多谓牛宿为牵牛,今则均以河鼓为牵牛。』
    ◇女宿:有星四,叁属宝瓶座,礼月令:『孟夏之月,旦,婺女中。』
    史记官书:『婺女』索隐:『尔雅云:「须女谓之务女。」
    或作婺字。』博雅:『女谓之婺女。』
    ◇虚宿:有星二,虚宿一即宝瓶座β,系美丽双星,虚宿二即小马座α。礼月令:『季秋之
    月,昏,虚中。』尔雅释天:
    『玄枵虚也,颛顼之虚,虚也,北陆虚也。』
    『玄枵虚也,颛顼之虚,虚也,北陆虚也。』
    ◇危宿:有星叁,第一星即宝瓶座α,几在天球赤道,第二星与第叁星即飞马座θ,ε。礼
    月令:『仲夏之月,旦,危中;』又:『孟冬之月,昏,危中;』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
    虚危,危为盖星。』晋书天文志:『危叁星主天府,天市架屋。』
    ◇室宿:有星二,即飞马座α,β。礼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诗风:『定之方中,
    作于楚宫。』朱传:『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广雅:『营室谓之豕韦。』观象玩占:
    『室二星曰营室,一曰定星。』
    ◇壁宿:有星二,即飞马座γ,另外即仙女座α,属二等星,礼月令:『仲冬之月,昏,东壁
    中。』观象玩占:『壁二星曰东壁,图书之府。』
     
    南方朱鸟七宿
    ◇井宿:有星八属双子座,史记天官书:『南宫朱鸟权衡,东井为水事。』博雅:『东井谓
    之鹑首。』晋书天文志:『南方东井八星,天之南门。』
    ◇鬼宿:有星四,属巨蟹座,星光昏暗,中有一星团,晦夜可见,称曰积尸气,史记天官书:
    『舆鬼鬼祠事』博雅:『舆鬼谓之天庙。』晋书天文志:『舆鬼五星,天目也。』
    观象玩占:『鬼四星曰舆鬼,为朱雀头眼,鬼中央白色如粉絮者,谓之积尸,一曰天尸,如云
    非云,如星非星,见气而已。』
    ◇柳宿:有星八,均属长蛇座,礼月令:『季秋之月,旦,柳中。』尔雅释天:『谓之柳,柳鹑火
    也。』汉书天文志:『柳为乌啄,主草木。』晋书天文志:『柳八星天之厨宰也。』
    ◇星宿:有星七,六属长蛇座,星宿一即此座α,孑然独照光度列为二等,礼月令:『季春之
    月,昏,七星中。』又:『孟冬之月,旦,七星中。』史记天官书:『七星主急事。』观象玩
    占『周礼:「鸟号七旒以象鹑火」谓七星也。』
    ◇张宿:有星六,均属长蛇座。史记天官书:『张素为厨,主觞客。』汉书天文志:『张嗉为
    厨,主觞客』广雅:『张谓之鹑尾。』观象玩占:『张六星为天府,一曰御府,一曰天昌,实为
    朱鸟之嗉,火星也。』
    ◇翼宿:有星二十二,第一至第十一属巨爵座,十二至十四属长蛇座,外二星,又六星皆不明,
    为二十八宿中星数最多者,礼月令:『孟夏之月,昏,翼中。』史记天官书:『翼为羽翮主远
    客。』晋书天文志:『翼二十二星,天之乐府,主俳倡戏乐。』
    ◇轸宿:有星四,即乌鸦座γ,ε,δ,β,δ为美丽双星,其色一黄一紫。礼月令:『仲冬
    之月,旦,轸中。』史记天官书:『轸为车,主风。』

    西方白虎七宿
    ◇奎宿:有星十六,九属仙女座,七属双鱼座。礼月令:『季夏之月,旦,奎中。』孝经援神
    契:『奎主文章』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史记天官书:『奎曰封豕,为沟渎。』
    正义:『奎,天之府库,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西南大星,所谓天豕目。』
    ◇娄宿:有星叁,即白羊座β,γ,α。礼月令:『季冬之月,昏,娄中。』史记天官书:
    『娄为聚众。』晋书天文志:『娄叁星为天狱,主苑牧,牺牲,供给,郊祀,亦为兴兵聚众。』
    ◇胃宿:有星叁,属白羊座,史记天官书:『胃有天仓』观象玩占:『胃叁星曰大粱。』昴宿:
    有星七,六属金牛座,七姊妹星团即此宿也,书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尔雅释天:
    『大梁昴也,西陆昴也。』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光度最强者为昴
    宿六。
    ◇毕宿:有星八,七属金牛座,毕宿五即金牛座α,距地七十光年,一月十日下午九时中天,中天
    高度70度,诗小雅大东:『有天毕,载施之行。』朱传:『天毕,毕星也,状如掩兔之毕。』
    礼月令:『孟秋之月,旦,毕中。』尔雅释天:『浊谓之毕』注:『掩兔之毕,或呼为浊,因星形以
    名。』晋书天文志:『毕八星主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
    ◇觜宿:有星叁,属金牛座,礼月令:『仲秋之月,旦,觜携中。』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小
    叁星隅置曰觜,为虎首,主葆旅事』参宿:有星七均属猎户座,参宿五即γ,二等星,礼月令:
    『孟春之月,昏,参中。』尚书旋玑钤:『参为大辰,主斩刈。』史书天官书:『参为白虎』广
    雅:『紫宫参伐谓之大辰,参谓之实沈。』观象玩占:『参七星伐叁星曰参伐。』
     

    东方苍龙七宿
    ◇角宿:室女座α即角宿一,史记天官书『左角李,右角将。』星经:『角二星为天门。』
    又云:『左角为天田,右角为天门,中间名天关。』观星玩占:『角二星为天关,苍龙角也,
    一曰:维首,天陈,天相,天田,金星也』
    ◇亢宿:有星四,皆室女座中叁等星,礼月令:『仲夏之月,昏。亢中』
    ◇氐宿:有星四,均属天秤座,氐宿一即天秤座α,礼月令:『季冬之月,旦,氐中。』尔雅
    释天:『天根氐也』注:『角亢下系於氐,若木之有根』星经:『氐四星为天宿宫,二名天府,
    木星。』
    ◇房宿:有星四,即天蝎座之π,ρ,α,β,房宿叁西名为Iclarkrau,晋书天文
    志:『房四星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
    ◇心宿:有星叁,即天蝎座σ,α,τ,。又名叁星,诗唐风绸缪:『叁星在天』朱传:『叁星,
    心也,在天昏始见於东方,建辰之月也。』刘瑾曰:『心宿之象,叁星鼎立,故因谓之叁星,然
    凡叁星者,非止心之一宿,而知此诗为指心宿者,盖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毕,昏时,日沦地之
    酉位,而心宿始见於地之东方,此诗,男女既过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适见心宿也。』心宿二亦名
    天王,西名Antares,一等星色赤,诗豳风七月:『七月流火』即指此星.礼月令:『季夏
    之月,昏,火中』左传襄公九年『心为大火』星经:『心叁星,中天王,前为太子,後为庶子,火
    星也,一名大火,二名大辰,叁名鹑火。』心宿又名商星,左传昭公元年『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
    人是因,故辰为商星。』注:『辰大火也。』尾宿:有星九,均属天蝎座,礼月令:『孟春之月,旦,
    尾中。』左传僖公五年:『龙尾伏辰』注:『龙尾,尾星也』观象玩占:『尾九星苍龙尾,一曰
    析木。』
    ◇箕宿:有星四,均属人马座,亦名南箕,诗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疏:『二十
    八宿连四方为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箕斗并在南方之时,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
    史记天官书:『箕为敖客,曰口舌.』
    10 August

    英国老兵:日本虐俘行径令人作呕卑鄙可耻

    英国老兵:日本虐俘行径令人作呕卑鄙可耻
    本报驻英国特派记者施晓慧
      不久前,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英国坎特伯雷大教堂和考文垂大教堂准
    备举行英国老兵与日本和解的弥撒。但是,这一活动遭到了绝大部分做过日本战俘的英国
    老兵的联合抵制,他们说,决不原谅日本人!英国老兵亨利·狄克逊就是其中的一个。

      今年86岁的亨利·狄克逊,1939年从伦敦应征入伍时只有20岁,是英国皇家陆军的一
    名司机。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时,他们整个旅都成了日军俘虏,被送到缅甸的战俘营修建
    “死亡铁路”,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他形容3年半战俘营的生活,是人间地狱,是不
    堪回首的噩梦。
      -变成奴隶
      在位于伦敦南部的家里,狄克逊老人向记者讲述起那段黑暗的日子。真正的厄运是在
    1942年11月开始的。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泰缅边境的三塔山口,修建“死亡铁路”的
    工程就从这时开始。狄克逊所在营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丛林里开路,然后,在一条与桂河平
    行流向泰国北部的河(游客称之为大桂河)上建桥。狄克逊说,他所在的第一丛林营,只有
    两三个竹棚,每个竹棚住30多人,挤在离地一英尺高的竹榻上。他们所谓的衣服,只是一
    块遮羞布,鞋子也早就没有了。每天的食物只有14盎司(不到400克),早晨是糟粮熬的稀饭
    ,晚上收工才吃上第二顿。
      “战俘就像奴隶一样,每天被日本人用鞭子抽着连续十几小时干活,人饿得发慌,有
    时就在丛林里捉蛇或蜥蜴吃,后来甚至吃过树叶、野草。一次,他划竹排运送日本工程师
    ,不慎失去平衡自己落水,不会游泳的他千辛万苦地走回来。回到营地,他却遭到日本人
    一通土块乱砸。这是他在战俘营遭受到的第一次惩罚。
      -脑浆迸裂
      桥建好后,他被转移到第二丛林营。工棚在岸边的山上,任务是筑堤坝。他说,真正
    的苦活开始了,每天要把装满土的大麻袋往上运,力气小的根本就举不上去。一天干12个
    小时不让休息,只有下工后跳到河里时,才能让疼痛的骨头放松一下。这时的监工是一个
    又黑又高的恶棍,连其他卫兵都怕他。他整天在棚子周围巡视,找茬对战俘施暴。大家给
    他起外号叫“黑王子”。狄克逊说,我当时第一次感染了疟疾,病得很厉害,有一天临时
    允许我在一边休息。那天我靠在工棚附近,看见战俘们在山下河边出操,但听不见声音,
    “黑王子”带着一根撬棍正在训话,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只见“黑王子”突然转身,举起
    撬棍朝一个战俘砸去,战俘当即脑浆迸裂倒地而死。“黑王子”冷漠地叫其他战俘把他抬
    走。那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伦敦人,只有20岁。
      -他疯了!
      艰苦劳动、饥饿和疾病时刻威胁着战俘的生命,死亡率不断增长。一次饿极了,狄克
    逊在一个澳大利亚战俘的鼓动下,俩人半夜冒险溜进厨房偷肉吃,险些丢了性命。两个星
    期以后,狄克逊出工时看到一个战俘被用带刺的铁丝网锁在卫兵室外,收工回来时,战俘
    的双手已被砍掉了,浑身是血。后来听说,他的“错”就是去厨房偷了一点油。他也是来
    自伦敦。第二天,他就疯了,打扮成飞鸟状冲进太阳地里。狄克逊声音有些颤抖地说:感
    谢上帝,他第三天去世了。每当想到他,就觉得仿佛是我自己。日本人把人饿疯了,还要
    用暴力残忍地惩罚偷食物的战俘。暴政是战俘营不变的秩序,有一条这样的命令:凡不遵
    守日军纪律者,严惩不贷,不管他的死活。
      -不要告诉我妈妈
      6月以后,大批战俘集中到铁路线上,铁路建设要加速了。“快点、快点”,“速度、
    速度”,工地上到处是日本人的吼声。战俘们的处境更惨了。为了赶“速度”,各战俘营
    里的事故越来越多。新集中过来的1万多人,只有9个医生、60个医务官。狄克逊最好的朋
    友杰米的两条腿长了热疮,被送进医院。在所谓医院,杰米没有得到治疗反而感染了疟疾
    。他整天发着高烧,热疮肿得老高,最后伤到了骨头。杰米的两条腿先后都被锯掉了,医
    院里没有止痛药,动手术也没有麻药。
      狄克逊说:“我经常去看杰米。他就死在我的身边。其他躺在那儿的伤员,也都疼得
    哭爹喊娘。那一幕幕惨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他去世前对我说:‘迪克,如果你有幸回
    到家,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我是怎么死的。’你可以想像我的感受。我一直保留着他的地
    址,但我从来无法亲自去看他的父母。”
      -全营覆没
      雨季高峰到了,随着河水的泛滥,当地流行的霍乱在战俘营里暴发了。这种急性传染
    病的症状是:痉挛、呕吐、便血和水,人很快脱水,皮肤失去弹性,身上一按一个坑。在
    原本已非常恶劣的条件下,霍乱就等于死神。狄克逊说,他们营的幸运,是有两个有经验
    的英国人,他们对每个人下了严厉的命令,所有水必须煮开再喝,所有吃饭的用具必须蒸
    汽消毒。离我们没多远的一个泰国劳工营,很快全营覆没。日本人不进去,命令狄克逊他
    们去清理泰国劳工营。
      “我和另一个人进入那个地区,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泡在泥浆里的尸体,还保留着
    拼命伸手要水的姿势。我们没有任何预防保护,毫无疑问,任何方式的接触都会传染。我
    们挖了一个大大的坑,用铁锹把他们装进麻袋,拖到坑里。每翻动一个尸体,恶臭就令人
    呕吐。”“每天都有人在死亡,我们被命令去堆干柴,然后把尸体放上去烧。那是令人痛
    苦的活。”
      -每一寸铁路都是尸体铺成的
      霍乱的恐惧渐渐过去了。但经常发作的疟疾和黄疸把狄克逊折磨得不成人样,肋骨一
    条条突了出来。1943年10月,狄克逊终于被送进了医院,但医院几乎等于死亡收容所。病
    人得不到任何治疗,病情反而急剧恶化。帐篷里满是垂死的人,整夜是惨叫声,那些人躺
    在那里,发着高烧,没有任何药物减轻他们的痛苦。一个澳大利亚随军牧师常到帐篷里来
    给他们一些精神希望。尽管无法阻止他们的死亡,但每个人都抓住希望的稻草,希望再见
    到最爱自己的人一面。
      狄克逊说:“当我像所有人一样躺在死亡之门的台阶上时,我的同伴、来自伦敦的一
    个码头工人,每天夜里都会来照顾我,给昏迷中的我强迫喂些吃的东西。两个月后,我居
    然活了下来。战后,这个同伴来看我时,告诉我妻子他怎样喂我烤蛇肉,怎样救了我的命
    。我猜他说的肯定是真的。”战后狄克逊回到英国时,体重还不到40公斤。
      狄克逊说,1945年1月底,营地一半人都病倒了,很多人瘦得一阵风就可以吹倒。日本
    人命令,把病得最重的人送到医院去。我们营送走了30人,我感到了极度的失望,知道不
    久就将轮到我了。我已放弃了想再见到英国、妻子和家人的希望,脑子只转着一个问题,
    怎样像我已经死去的许多朋友一样在异国土地上死去。我无数次地问上帝:怎么能允许有
    人用如此令人作呕、卑鄙可耻的方式对待人类?
      最后,狄克逊拿出一本书,封面是一个日本鬼子举着屠刀砍向人的脖子,这是他对战俘
    营生活的回忆录。这本书现在已被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收藏。他说,没有一本书、一部电
    影能够完全描绘出修建缅甸、泰国死亡铁路战俘营的地狱生活。仅在赶工的7个月里,6万
    战俘就死了1/3;以泰国劳工为主的20万苦力,死了3/4。穿越缅泰丛林、山路的415公里铁
    路,每一寸都是用人的尸体铺成的。
    09 August

    明末国内战略评述

    帝国之反击——明末国内战略评述
    1.概述
        本文主要参考《明史》、《明史考证》、《明末农民战争史》以及《新版明史》等资料,在尽可能整理手头上资料的基础上汇总出来的。本文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想颠覆历史观,只是站在崇祯朝之明帝国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帝国在对待国内农民起义的军事战略上,明帝国晚期限于自身的情况,对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除了军事镇压外,几乎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了。而本文正是讨论帝国国内用兵的战略。
        崇祯朝的军事行动比较受关注的是明帝国在辽东与建州的战争,但相较国内“流寇”来说,辽东边患只是肩背之痛,中原才是心腹大患。所以明帝国末期,其中央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国内战争方面的。

        崇祯朝时候的明帝国被后人喻为“内部已经烂透的苹果”。
        经济上,明帝国中央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持续多年无法解决,巨额军费开支更加剧了帝国危机的到来;官僚体系上,腐败透顶的官僚们对地方上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基本的行政工作都无法有效开展;军事上,“文官领兵”、“将不专兵”等兵制本来的弊病更加突出,缺饷又导致士兵数量和质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朝政方面,继承了万历以来的“优良传统”,大臣们拉帮结派,党争不绝,无论所谓正义的东林党,还是邪恶的阉党,均不顾事实,纯为私党意气之议论,误国误民。与此同时,天公也不作美,崇祯朝正遭遇历史上的“小冰川时代”,天灾频繁发生,相伴随的是农作物大量减产,农民流离失所。
        详细汇总以上方面,给人深刻印象是: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究竟谁能给明帝国最后的一击,让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呢?
        崇祯朝的人们并无后人的远见,在他们眼中,明帝国中央政府依然是中华大地上唯一合法的政权,在时人看来,满人和流寇也不过一时嚣张,要夺取政权谈何容易?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依然是明帝国坚定不移的支持者,这是明帝国最大的优势。无论从道德观念,还是从实际利益来看,忠于明帝国仍然是他们的不二之选。就明帝国、建州、农民军三方面综合实力衡量,明帝国虽然危机重重,却拥有当世最优秀人才群体,并且是唯一有足够能力去调动十倍于对手之资源(虽然挖掘帝国资金收入也需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实施全国范围内大战略的一方,明帝国没有任何理由坐以待毙。
        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帝国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总爆发,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内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面对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明帝国积极应对,奋起反击。
    显然,明帝国晚期的战略实施受到的约束相当多,剿匪总督总是面临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联合作战上调度不灵、军饷总是被拖欠、兵力不足和士兵的战斗力不强,
    任何大战略都是在诸多条件限制下进行的,从来没有人可以拥有无限资源去制定大战略,评价优秀军事指挥官的标准并不是他争取到的资源多少,而是他在有限的资源下尽可能的扬长避短,从而达到可能达到的最佳效果。
        后人评价与建州作战的辽东战场上,最高军事总指挥——辽东经略中,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谓有军事才能,但比中原战场而言,辽东不过是一隅之地罢了,无论战略还是战术的策划,都不如中原战略那样,涉及到多方势力的利益,并直接决定帝国的生存。“战争是政治最高形式”,就这个角度来看,辽事虽重,但和国内战事衡量,尚不足以相提并论。
        在中原作战的,同样可称名将的大抵有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而杨鹤、杨嗣昌,虽然战略策划最终功败垂成,却是多方因素造成,不可单凭成败而论英雄。
    如果说帝国之人才是农民军和建州的十倍、百倍,并不夸张。奈何人才要得其时,又得其主,方能尽其才也,否则非但无济于事,反为敌所用。明帝国崇祯朝所谓无用的“亡国之臣”,在清帝国顺治朝反多为朝廷中流砥柱,当是此理。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帝国战略方面。明末的帝国战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民军的萌芽期,帝国采取的是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招抚”为主政策,一度取得效果,但后续的措施不得力,农民军再起叛乱,帝国遂革职杨鹤,转而改为“剿灭”为主的政策。
        第二阶段帝国对农民起义军的遏制期,在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总督的指挥下,帝国剿匪无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农民军并没有就此屈服,并且起义范围逐渐扩大到中原地区。虽然捷报频传,却始终无法断绝起义的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帝国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采取新的战略,一方面军事打击,一方面积极招安,随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的投降,农民起义陷入最低潮期。
        第三阶段为帝国的溃败期,李自成重新出山,张献忠、罗汝才降而复叛,农民军声威大振。帝国方面,杨嗣昌自杀身亡,洪承畴败而降清,卢象升力战殉国,独剩孙传庭,提陕西精锐之师扼守潼关。崇祯急于求成,下令孙传庭出关作战,孙传庭倾巢而出,全军覆没。帝国一蹶不振,再也没能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农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北京城,明帝国就此灭亡。
        本文虽站在明帝国角度评述帝国战略,却无诋毁农民军之意,而是把农民军当成同等地位的对手,只谈论战略布置和战术实施,不涉及阶级斗争。
        另外,我也没有按照年代顺序罗列帝国的全部战史,而是特别挑选了几位有代表性的军事指挥官,以及他们实施的战略战术。最终结果是帝国覆灭,自然这一切战略构想都宣告破产,但对于这几位明帝国将领,历史还是应该给予公正评价的,帝国之病患,深入骨髓,不是军事战场上能够解决的。
    2.帝国的主要敌人——“流寇”
        从某个角度讲,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知己知彼”的程度,因为“知己”,所以能够扬长避短,因为“知彼”,所以能够找到对方的弱点。我们要评价崇祯朝明帝国的军事行动、战略部属是否恰当,除了凭借最终结果判断外,还需要了解帝国敌人的情况。
        “流寇”的主要成员是破产的农民,这点毫无疑问。但究竟是什么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他们的形成,他们的人员构成是怎样的,帝国的中坚阶层——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对他们起过什么作用?在帝国的无情镇压和温情招抚下,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每个历史阶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最终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呢?
    本文只是简要讨论“流寇”的起源和发展,作为分析帝国战略的背景资料以参考。
    一般来说,农民沦落为寇,是要经历悲惨命运的。或因天灾、或因人祸,于是流离失所,迫不得已才举起叛旗。如果仅仅是地方上的个别现象,尚不足构成对帝国的威胁,只有这类现象在全国都普遍出现了,才会有动摇帝国根基的力量滋生。
    国家税收,就是一项影响全国的国策。
    萨尔浒一役,明军大败于建州后,明帝国就增派“辽饷”。巡按江西御史张铨就曾上书曰:“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借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御史张铨很有远见,他批评明政府因为辽东战事而进行帝国总动员,赋税一加再加,因此而造成中原的动荡,则是亡国之祸了,如今竭尽全国的资源来救辽东,只怕辽东尚未平定,中原就已经陷入了危险。这段话相当有预见性,因为无法支付国家税收,民众不得不逃往或者反抗,反抗形成了规模,镇压则需要大量的资金组织军队,这些资金怎么来呢?只有征收更多的税收,却也造成了更广泛的反叛。明帝国仿佛陷入了某个怪圈,要剿匪就得征税,而征税却使得匪越来越多。这自然是帝国政治恶化、经济崩溃的必然处境。
    “流寇”虽然有了普遍的来源基础,但毕竟是一群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相较帝国正规军来说,领袖人物缺乏军事素养、士兵战斗力低下、缺乏武器、粮食匮乏,没有战略和战术意识,作为匪徒打劫还行,真正作战却一击即溃。
    这一切,在正规军人大量加入“流寇”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而正规军人的反叛,也是因为辽事。
    随着帝国走向总崩溃的同时,帝国兵制也遭到了严重破坏,明初的屯田制到明末非但不能补充国用,连士兵自身的生存供应都不能提供了,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军饷严重不足。在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鬻子出妻;始犹延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也。”
    军饷匮乏,从万历晚期开始就出现,那时候还只是表现为士兵逃跑、战斗力低下,还不至于大规模的投奔“流寇”。
    崇祯二年,建州大军绕过宁远、山海关防线,从河北遵化、蓟县等地入侵,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兵锋直指北京城。当时情况十分危机,明遵化巡抚王元雅自杀,增援的山海关总兵兆率教阵亡,崇祯杀了辽东督师袁崇焕,导致辽东总兵祖大寿带领部队往山海关逃去,北京城一片混乱。
    《明末农民战争史》记载:朝廷紧急下令各地督抚速速勤王。于是山西总兵张鸿功带领晋兵五千人增援,山西巡抚耿如杞带领抚标营和太原营三千余人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抽调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麟、王承恩、杨嘉谟率领。此外,还有河南巡抚范景文、江西巡抚魏照乘、陨阳巡抚梁应泽也率领大量官兵。
    在崇祯二年,勤王师络绎不绝,为击退建州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也因为兵部调度不利、粮饷供应不足等多种原因,导致勤王师的兵哗。
    如山西总兵张鸿功和山西巡抚耿如杞率领的数千士兵,因为没有发粮饷,士兵开始抢劫地方,朝廷则以约束不严的缘由逮捕张鸿功和耿如杞,导致士兵一哄而散,逃回山西;陕西三边军队因为各种原因发生哗变。
    因为朝廷严令救援京师,边兵紧急动员起来,准备不足,士兵千里跋涉,还被要求急行军,军饷供应根本接应不上,从而导致了相当部分士兵的逃亡。
    勤王和兵变对农民起义影响重大。
    其一,边兵都是各地的精锐之师,因为大量调离原来的防区,削弱了当地的武装力量,使得农民起义军有了生存空间;其二,参与兵变的士兵无法重新归伍,大量流亡,不少士兵成群结队的加入了农民起义军,这批受过军事训练又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力量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战斗力。
    关于这些情况,也得到了明帝国的确认。
    崇祯初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就说过:“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接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在奏疏里说:“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已未(万历四十七年),辽东四路进军,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鳞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因为抵抗建州的北京防御战竟演变成帝国正规军加入农民军,实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然而对于接近总崩溃的帝国来说,牵一发则动全身,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帝国的灭亡。这样看来,“流寇”居然能从一次旨在抵抗外侮的帝国首都保卫战中获得有生力量,也不足为奇了。
    3.招抚政策——杨鹤的主张
    面对崇祯初期的农民军起义,帝国方面,首先出场的是陕西三边总督——杨鹤。
    杨鹤,字修龄,武陵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后世对其军事才能评价不高,但无可否认他是一位正直的官员。
    万历萨尔浒大败后,杨鹤曾言:“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
    这句话把当时的辽东经略、兵部、内阁大臣乃至万历皇帝都一起批评在内,也算切中时弊了。
    天启年间,杨鹤得罪魏忠贤,而“魏忠贤以鹤党护廷弼,除鹤名”。直到崇祯元年,才被“拜左佥都御史,进左副都御史”。
    杨鹤遂上言曰:“图治之要,在培元气。自大兵大役,加派频仍,公私交罄,小民之元气伤;自辽左、黔、蜀丧师失律,暴骨成丘,封疆之元气伤;自搢绅构党,彼此相倾,逆奄乘之,诛锄善类,士大夫之元气伤。譬如重病初起,百脉未调,风邪易入,道在培养。”
    这句话,当时众人以为名言,而且从明帝国的灭亡来看,也不无道理。
    明帝国末期,危机重重,起义接二连三,帝国不断筹集军费,派出精锐部队,固然正面交锋都取得了胜利,但起义此起彼伏,从来没有断根,即使是在起义军活动的最低潮时期,始终是暗流涌动,蕴量剧变。
    简而言之,帝国通过武力镇压,宛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也。自然,帝国不能坐视火烧眉毛了,还悠哉闲哉不予理会。很多时候,好的战略不是想不到,而是实际情况已经不允许这么实施,条件不够成熟就贸然行动,代表进步的改革会遭遇惨败,导致国家走向更加保守,往往就是这个道理。
    杨鹤是崇祯元年提出“图治之要,在培元气”的,但当时帝国已经千疮百孔,四处起火,关是应付目前的危机已经应接不暇,岂能好整以暇的“培养元气”?即使杨鹤有此心,只怕也无能为力,更何况帝国的首脑——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性子又急,短期内看不到实际效果就翻脸不认人,换另一个人来主事了,很难实施这样长期而又很难见效的战略。
    当我们回顾明帝国的灭亡时,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帝国末期,朝堂之上头脑清醒的重臣们也并不少,帝国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发现了潜在的危机,并且指出了唯一的解决之道,崇祯皇帝与其大臣们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治本兼治本的办法,但最终还是很可惜的以失败告终了。
    有时候隐隐觉得觉得,帝国是眼睁睁看着自己毁灭的,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得不接受灭亡命运的感觉,大概很悲凉吧。
    崇祯二年,“其冬,京师戒严,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五镇总兵官悉以勤王行。延绥兵中道逃归,甘肃兵亦哗,惧诛,并合于贼,贼益张。”
    帝国虽然一直将农民军称之为“贼”、“寇”,却不是真的把这些人当成与帝国誓不两立的敌人,帝国还是很清楚农民军来源于普通农民的真相,也能够理解造反者有不得已的苦衷。
    比如崇祯元年,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曾上言曰:“全陕西地多硗确,民鲜经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热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根据渐渐壮大的农民军对帝国之威胁,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战略。
    杨鹤上疏指出“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以剿为主则要调集大军,军粮和军费都是巨大的开支,最终结果仍然是“诛杀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用招抚方法除了既往不咎和委以利诱外,还需要真正的帮助农民安置下来。“盖解而散,散而复具,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面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面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惠者此也。”
    杨鹤很看重招抚政策的真正落实到位,首先就需要适当的经费。如果只是表面上解散敌人的武装和队伍,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无异于自欺欺人,即“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
    最后,杨鹤还特意算了一笔帐给崇祯皇帝看,派军队剿匪的费用,大量的钱花了就花了,杀人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还有考虑士兵的善后问题。但把钱用在招抚上则大为不同,招抚一个盗贼,则是多了一个帝国纳税人。
    帝国同样是开支大笔费用,剿匪的费用是收不回来的,而招抚却是提供了长期的资金来源,实在是最划算的事情。
    回顾一下杨鹤的招抚主张。其一,招抚比剿匪要划算,其二,招抚不能流于形势,必须实实在在的安置农民生产,提供种子、耕牛,这也是为帝国纳税创造条件。
    杨鹤的这种说法,即使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也会认为相当有道理。在当时,也说服了崇祯皇帝。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中,崇祯就对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
    于是崇祯皇帝拿出十万帑金招抚,并且发布诏书,帝国的招抚政策正式展开。在杨鹤的努力和朝廷的放赈下,招抚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陕西的各部起义军几乎都接受过招安。
    但十万帑金和藩王捐助的五万白银和粮食二万石并不够用,“所救不够及十一”。
    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就上疏坦言“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蓓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
    招抚政策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资金不足,解散起义军,将农民安置回家乡,帮他们修好房屋,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这才算真正的化贼为农。这个战略执行时间长,初期费用投入高,还需要地方政府的组织配合工作,一旦资金不足停滞了下来,农民则会降而复叛,乃至功亏一溃,所有努力和投入都白白付之东流水了。
    由于后继资金严重不足,招抚政策渐渐陷入了危机,主剿派势力抬头,极力攻击杨鹤的绥靖政策,地方官员甚至秘密策划诱杀受降的农民军首领,引起了农民军的警惕,以至于陕西局势再度恶化起来。
    陕西农民军的兴起激怒了朱由检,缺乏耐心的崇祯皇帝勃然大怒,把努力贯彻招抚政策的杨鹤当成了让农民军壮大的罪魁祸首,除了痛骂一通外,还将其罢免、下狱、戍边。
    至此,帝国的战略由招抚转变了围剿。
    4.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帝国的战略从主抚调整主剿,并不意味着只剿不抚,一般来说,剿和抚是同时进行的,只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其中某一方面而已。
    事实上,主剿期间,有关抚的记录也比比皆是。
    《崇祯实录》记载有:
    崇祯五年,洪承畴请留陕西饷银二十万资剿费,并以劝农,从之;
    崇祯六年,上心谓饥民非流寇,而鼎臣亦藉以宽文法也;上遂谕都察院,以“民穷盗起,皆由亲民之官妄取民财、弥逢上官;小人得志,百姓愈困”敕巡按御史广访以闻;
    崇祯七年,三月丁亥〔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济上言:流寇有四:一乱民、一驿卒、一饥黎、一难氓;宜分别剿抚。上善之,命专委总督陈奇瑜。
    由此可见,帝国的主剿绝非不抚,这点不容忽视。
    杨鹤的招抚政策,虽然在理论上是完美的,但帝国中央政府资金极度匮乏,难以维继,况且以帝国当时官僚系统的组织和后勤能力,是否能真正完成农民的安置工作,还值得怀疑,招抚为主的战略阶段性结果也不好。
    《崇祯实录》记载,巡按陕西御史李应期言”秦贼旋抚旋叛”;御史吴甡新代,上命其确察报闻。于是甡上言:“为今之计,惟集兵南北合剿,歼渠魁而余众自破,明赏罚而士气自鼓;秦事犹可为也”。
    相比主抚派而言,主剿派并不是完全扼杀破产农民的活路,而是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寇”虽然来源于农民,但成为了寇,则起了质的变化。“寇”的特点是流动性强,为了避开帝国军的优势兵力,不得不四处逃窜,破坏了当地的治安,又煽动当地农民造反。杨鹤主抚以来,寇虽散回原籍,仍然劫掠,反而成了“官寇”,影响恶劣。主抚政策招致地方官员和乡绅的强烈反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从后世的角度看,主剿也未必没有道理,主剿则是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中,主抚反而养虎为患了。
    在农民军起义初期,山西乡绅曾经记录过一个“流寇”首领名单,为:
    “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夭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夭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
    我们可以发现,在帝国后期成名的“巨寇”,诸如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以及马守应、贺一龙等人,都是在初期就崭露头角,久经沙场,才成长为终结帝国的领袖人物。按照主剿派的观点,在这些造反者形成气候之前,就全力击杀了他们。试想,如果没有了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这些人,帝国虽然未必能避免最终灭亡的命运,但压力能够减轻许多吧,很有可能会延长十几年的寿命,绝不至于在崇祯十五、六年就不可收拾。
    “崇祯八年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帝国末期的两位杰出军事人才,此番一起上阵,联手绞杀农民起义。其中,“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底到崇祯九年上半年,卢象升所负责的河南、安徽、湖广等地域之主要对手是闯王高迎祥。洪承畴所负责汉中、西安、延安等地域之主要对手是李自成、过天星。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两位都是文官中难得的将才。
    洪承畴是明末颇有争议的人物,但其政治才干和军事能力不容置疑,在明帝国晚期和清帝国初期,都立下了赫赫功劳,可谓真正的国之栋梁。
    杨鹤被革职后,洪承畴取代其为陕西三边总督,“督诸将曹文诏、杨嘉谟剿贼,所向克捷,陕地略定。”
    但农民军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陕西虽然被平定,山西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然而在当时,无论陕西还是山西,依然是属于一隅之地,直到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渡过黄河天险,这才真正活动于明帝国的腹心地区,给明帝国造成致命伤害,帝国也不得不动员全国的力量来对抗极度危险的敌人了。
    从整体形势上看,农民起义发展越来越壮大,但在洪承畴控制的地域,起义还是受到了扼杀,在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受到了洪承畴的重击,几乎被全歼。洪承畴部只是因为走错了路才错过抓获李自成的机会,洪承畴懊悔的上书说:
    “夫闯将为诸贼中元凶,仅领三百丧败之众抱头鼠窜,诚数年未有机会,即穷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顾性命,以擒斩此贼,亦是应得责任。无奈计算不到,追赶不紧,使元凶脱然远逝。目前既不成一股完功,将来尤必费兵力扑灭。光先何所辞责?”
    虽然洪承畴没有能彻底的斩草除根,但崇祯十一年冬到崇祯十三年冬这两年时间,李自成都销声匿迹,没有喘过气来,这份功劳还是得归功于洪承畴的。
    卢象升,“白皙而臞,膊独骨,负殊力”,他不仅仅是难得帅才,更有一身好武功在身,作战勇猛。(卢象升个人的勇敢,这是洪承畴所不能及的,当然,洪承畴的长处在于调度各方力量,却也不是卢象升所能做到)
    《明史卢象升传》记载:“象升每临阵,身先士卒,与贼格斗,刃及鞍勿顾,失马即步战,逐贼危崖,一贼自巅射中象升额,又一矢仆夫毙马下,象升提刀战益疾。贼骇走,相戒曰:‘卢廉使遇即死,不可犯。’”
    卢象升悍勇异常,如崇祯六年底的郧阳战事,对手很强大,但在卢象升的硬碰硬打击下,还是取得了胜利,事后卢象升回顾说:“郧事之难、之苦,海内所无。两月来督剿流寇,九战皆捷,斩首万余,地方已敉平矣。所难者收拾破残,图维善后耳。”
    崇祯八年,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卢象升立即赴任不久,对当时形势进行分析。上疏曰:
    “两月来奔驰于汝、宛、河、雏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横,前后俘斩虽有数千,尚非荡平胜著。必于(九年)正、二、三月内先剿尽闯王一股,余贼方可次第歼散。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妇女可一、二万,丁壮可一、二万,精骑可三、四万。此贼不让安、史,庙堂或未之深知耳。顷自秦中洪亨老(指洪亨九,即洪承畴)与之大战三次。近入豫地,某与之大战两次。计禽斩死伤逃散可二万计,现今尚有五万,依然劲敌也。又他贼五、六股,见剿兵渐集,皆与闯贼合群,是以势益多。”
    当时起义军中,以闯王高迎祥部势力最为庞大。明兵科都给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献策道:“贼渠九十人,闯王为最强,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乱,非他鼠窃比。宜合天下之力,悬重购必得其首。第获闯,余贼不足平。”
    于是明帝国遂定下首先围剿高迎祥的战略。崇祯九年五月,卢象升部官军齐集于豫西洛阳一带,堵住农民军由陕西折回中原的路,陕西巡抚孙传庭和三边总督洪承畴部官军,则充当围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在明帝国两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官围剿下,高迎祥被擒,并送至北京处死。
    如果卢象升继续和洪承畴配合绞杀农民军,帝国形势说不定会有所改观。但是,因为与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的不和以及清兵入侵的原因,洪承畴和卢象升都被调离中原的作战,而去与满人交手。又因为受到多方制约,卢象升死于和清兵的战事,洪承畴则败而降清,成为清帝国的开国元勋。
    明帝国末期对农民军的中原绞杀行动,最终以两位指挥官被调离而告终。
    5.帝国反击——杨嗣昌的战略
    崇祯十年,帝国开始考虑对镇压农民军进行统一的部署,经过崇祯皇帝精心挑选,杨嗣昌登上了明帝国的舞台。
    杨嗣昌,杨鹤之子,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杨嗣昌能说会道,是明帝国政府成员中难得的一位深得崇祯皇帝信任得官员。
    被启任为明帝国兵部尚书后,杨嗣昌立刻制定了明帝国的国家战略。
    首先,就是确认现阶段明帝国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满人还是农民军。杨嗣昌是一位典型的“攘外必先安内”信奉者。
    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杨嗣昌论述道:
    “窃臣犬马驽钝,加以草木幽忧,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叠奉明旨星趋,首以安边荡寇勉臣料理。似乎安边第一,荡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内方可攘外。何也?窃以天下大势譬之人身,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为重。边烽江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腹心之内,中之甚深。急者诚不可缓图,而深者尤不可忽视也。诚使腹心又安,脏腑无恙,则内输精血,外运肢骸,以仰戴元首而护卫凤寒于肩臂之外,夫复何忧?今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肤革,于以戴元首而卫肩臂,岂不可为慄慄危惧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
    确认明帝国军事重点后,杨嗣昌提出了“十面张网”的计划。
    《明末农民战争史》解释这个战略部署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凤阳这四个农民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为四正,责成这四个地方的巡抚“分任剿而专任防”,即以剿为主,防为辅;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责成这些地方的六个巡抚“时分防而时协剿”,即以堵击起义军进入自己管辖地区为主,必要时也参加协剿。另以陕西三边总督统率西北边兵,同中原地区的五省军务总理直辖的机动兵力作为主力,“随贼所向,专任剿杀。”
    为了实现“一举荡寇”之目的,杨嗣昌建议帝国征兵十二万。经过谨慎考虑,明帝国认定是流寇使得生灵涂炭,所以必须剿灭。而今不征兵就不能荡寇,不筹集钱粮就不能征兵,所以为了天下百姓着想,征收二百八十万的“剿饷”。
    崇祯十二年,在杨嗣昌的建议下,明帝国征收七百三十万的“练饷”,以为训练边兵使用,用来提高帝国军的战斗力。
    这便是明末臭名昭著的三饷之一——“剿饷”和“练饷”的来历。从后世角度来看,明帝国中央政府本末导致,没有意识到是自身的腐败和横征暴敛才导致农民起义(或许有所意识到也不予承认),反而将百姓之悲惨命运完全归罪于流寇,以为天下老百姓都希望帝国军将流寇扫荡干净,心甘情愿的捐出自己的财产为国家做贡献。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一下,在后人看来完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明帝国却是以为理所当然的。
    如果不论帝国的政治、经济及其影响,则杨嗣昌的战略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
    首先,确认了帝国内外之敌的军事重点。对付满人,则坚守宁远防线,等待新兵以剿代练,在平定内患的过程中锻炼成精兵,再以巨大国力为后援,不愁不能收复辽东。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是因为明帝国面对清兵和农民军两方面的敌人,显然不能将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危机,不如集中力量先对付其中的一方。在军事理论上,这种构想是无懈可击的。
    其次,帝国军有了一个统一的调度,而不是各个地方上各负其责,农民军的流动性相当强,经常转战多省,地方驻扎之帝国军各自为战的话,很难一举歼灭农民军。这是根据农民军活动区域越来越广、势力越来越庞大之新形势做出的调整。
    当时“流寇”的特点,兵科张缙彦曾奏言:“臣任清涧知县,于兵情、贼势,亲见有素。盖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夏、秋,而贼之失时在冬、春。”
    为什么这样说呢?其道理就在于“夏、秋之间,刍粮尽在场圃,足供士马之资;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则尤易。故时有利、不利也。今若杀贼,唯在乱其所长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番两军,一追、一驻,贼当之必破矣。”
    “十面张网”战略相当清晰的体现了杨嗣昌的思路,针对流寇的流动性进行不同地方的遏制,从而强迫农民军和帝国军进行决战,而帝国军则以优势兵力予以打击。
    再之,帝国已经深深认识到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不足具体表现在士兵的数量和质量上,剿饷和练饷就是针对这两点实施的解决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从军事层面上,杨嗣昌的战略显然是针对帝国病症所下的药,这个药宛如镇痛剂一样,能够暂时缓解帝国的剧痛,但无法彻底根除帝国渗入骨髓的病根,理解的说,帝国的病根也不是杨嗣昌层面能够预见和解决的。
    杨嗣昌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在明帝国强有力的军事打击下,农民起义来到了最低潮时期。李自成差点被擒,带着数百人逃进深山老林,数年都没缓过气来。张献忠、罗汝才接受了明帝国“招抚”,其他义军虽然仍有活动,但也渐趋微弱。
    崇祯十一年底,国内的农民起义似乎已经沉寂下去,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杨嗣昌依稀望见胜利的曙光。帝国的反击如愿以偿的实现了目标,国内叛乱终于快要接近尾声了。
    但崇祯皇帝和杨嗣昌料想不到的是,农民起义的沉寂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帝国反击也只是夕阳返照。不久的将来,马上就是农民军东山再起,风起云涌。帝国前期政治上的战略失误和气候原因带来的大灾荒彻底断送了帝国最后的希望,明帝国很快就会走向无法挽回的败局。
    6.渺茫希望——孙传庭的出击
    崇祯十五年,当孙传庭被崇祯皇帝从狱中放出来时,明帝国已经濒临崩溃的局势。
    杨嗣昌的帝国反击仅仅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但随着张献忠、罗汝才的降而复叛、崇祯十三年、十四年的大灾荒,以及猛如虎的“三饷”压力,农民军又获得了新生,李自成也东山再起,势力更甚昔日,明帝国开始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这个时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孙传庭及其三边精锐部队。
    孙传庭,字百雅,代州振武卫人,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明史》记载其:“自父以上,四世举于乡。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
    若论军事才能,孙传庭自然不如洪承畴,若论个人武力,孙传庭也不如卢象升,但孙传庭知大体、能练兵,作战勇敢,也是明帝国不可多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
    崇祯九年,孙传庭任陕西巡抚,在洪承畴麾下,多立战功。当时实力最强大的闯王高迎祥,就是被孙传庭所擒的。
    “当是时,贼乱关中,有名字者以十数,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塊者也。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录功,增秩一等。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明年,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已而养坤叛去,谕其下追斩之。击贼惠登相于泾阳、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贼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关,复合河南兵夹击之,先后斩首千余级。进忠等复扰商、雒、蓝田,叛卒与之合,将犯西安。遣左光先、曹变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条龙,招还胁从。募健儿击余贼,斩圣世王、瓦背、一翅飞,降镇天王、上山虎,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关南稍靖。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贼走入山谷,传庭追之凤翔。他贼出栈道,谋越关犯河南,还军击,贼走伏斜谷,复大败之,降其余众。”
    杨嗣昌定下战略,征收剿饷的时候,孙传庭上疏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从更加深刻的层面论述征税的弊大于利,但却因此得罪了杨嗣昌。
    孙传庭的坚持不按照杨嗣昌的意图执行,杨嗣昌到崇祯皇帝面前告状,孙传庭振振有辞的反驳:“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雒,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
    因为在征税、招抚张献忠、调集秦兵援辽等问题上屡屡和杨嗣昌的意见相左,孙传庭郁郁不得志,提出自己耳聋有病请求退休,杨嗣昌趁机诬陷了孙传庭一把,崇祯皇帝大怒之下,将孙传庭下狱。
    直到崇祯十五年,杨嗣昌战略彻底破产,本人也自杀殉国。明帝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危局,朝中再无军事人才能够独当一面时候,才想起狱中的孙传庭来。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明帝国灭亡的前一年,李自成大军已经攻克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地,河南大部分地区、湖广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农民军控制。李自成建立了襄阳政权,并且进行了军制改革,将一部分兵力分出来作为留守防御部队,至此,农民军已经摆脱了“流寇”身份,开始建立并巩固根据地。军事力量此消彼长,明帝国节节败退,已经处于被动防守的局势了。
    孙传庭自从出狱后,着力于练兵防守,其战略为:“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砲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这是做长远打算,准备进行持久战的防守。
    明帝国的战略从积极进攻转变为消极防守,是不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呢?
    在崇祯十六年,明帝国真正可战之部队大约为三支,除了孙传庭练的这支陕西部队外,还有辽东精锐之师以及左良玉部队。辽东士兵虽然善战,但承担着抵抗清兵的重要责任,不可轻易调动、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号称兵多将勇,但左良玉本人相当跋扈,只关心保存自己的实力,无意为朝廷效命。要对付农民军,唯一能派上用场的,也只有孙传庭的部队了。
    孙传庭这支部队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明帝国唯一的王牌了。
    这个时候的明帝国采取守势,只要扼守潼关,则李自成大军无论南下或者北上,都有相当的顾忌,不能全力以赴,如果李自成大军要攻下陕西,那就正好以逸待劳,且占据地理优势对抗。从短期看,虽然不能改善局面,却也不会导致恶化。这样的战略确实有些消极被动,但明帝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明帝国采取攻势,假设孙传庭一举歼灭农民军,自然大功告成。但如果遭遇不测,来个惨败,非但陕西三边不保,北京城也没有兵力抵抗了,帝国之覆灭则在所难免。
    论及崇祯十六年明帝国的军事战略,孙传庭的陕西精锐是坚守潼关,还是寻求和李自成军的决战,反复权衡利弊,实在不适合赌上帝国的命运博这这渺茫的希望。所以兵部侍郎张凤翔劝说崇祯皇帝:“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
    但是急性子且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这些老成持重的话,他早已经输红了眼,一心就是翻本,轻易把最后一点赌本扔到了赌桌上。
    听到朝廷敦促出师的严令,在潼关的孙传庭顿足叹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一,孙传庭带着明帝国最后的希望离开了潼关,进攻河南。这一战李自成打得相当漂亮,首先让孙传庭长驱直入,使孙传庭补给困难,然后切断帝国军的饷道,逼迫帝国军溃退,再给予致命一击,帝国军遂大败。
    李自成乘胜追击,帝国在潼关已经无力抵抗,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于是农民军攻下西安,占领三边。不久东渡黄河,直到进入北京城,再也没有遭到明帝国强有力的抵抗。帝国最后一个错误的军事战略决定,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7.最终选择——帝国的灭亡
    崇祯十七年初,大顺军已经于西安建国,且李自成率大军东渡,帝国首都岌岌可危,帝国方面却是面临无数的问题:军事方面是再无良将可派,再无士兵可征,再无资金可筹,再无粮饷可发。
    从战略上讲,此刻的明帝国也不是惟有坐以待毙等待灭亡,还是有几条路可以选择的。
    其一,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南迁也不是先例。东晋、南宋政权都是在南方建立起来的,依托明帝国正统地位,依仗长江天险防御,靠着江南发达的经济支撑起对抗北方的军事力量,还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崇祯南迁成功,则清帝国与大顺两虎相争,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明降军很有可能为南明所用。崇祯皇帝作为明帝国的象征,其核心凝聚力不可低估,只要崇祯皇帝或者其太子在南明政权,就能吸引大部分的明帝国官员和将领,而清帝国和大顺政权也不敢重用明降将。
    此策看来,虽然失去长江以北的地区,但是维持了帝国的血脉,树立了明帝国的旗帜,崇祯皇帝也保全了性命。
    只是明帝国的皇帝太要面子,而大臣们也太精明或者太迂腐,南迁则意味着放弃北京城、放弃半壁江山,这个罪责没人愿意承担,大家都高谈阔论,自命道德高标,于是南迁虽议,却始终没有结果。
    其二,放弃宁远,将吴三桂的辽东精锐调回北京城。
    虽然此策就像派遣孙传庭出关一样属于孤注一掷,但总比不设防的等死要好。大顺军东渡兵力至少在十万以上,要击退之,非得尽数调遣宁远、山海关防线的士兵。
    然而一旦调兵,则无异于放弃辽东最后的防线,清兵一旦入关,也是对明帝国的威胁,驱虎进狼,实在不是好的抉择。
    但是,即使不是好的选择,至少也是一个选择。总比什么都做不了的强。可是帝国朝廷诸位大臣互相推诿,即使崇祯皇帝拍板做了决定,办事效率仍然极其低下,李自成大军已经入京,吴三桂的部队还没赶到。
    其三,与清帝国议和,甚至可以借兵荡寇。
    与清帝国议和并非天方夜谈,明帝国有过试探举动。可惜明帝国上下都不敢背负屈辱投降的罪名,兵部尚书陈新甲和崇祯皇帝密谋议和,因为暴露于朝廷,崇祯竟然杀了陈新甲来掩饰此事。
    权衡此策,虽然仍是养虎为患之举,但北京城已然危在旦夕,如果真的是渴得要命,不喝水就是死路一条,那么引鸠止渴没什么。清帝国和大顺政权一交战,说不定还有机会呢。
    帝国不是没有可选择的道路,却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无所作为。这并非帝国看不清形势,南迁和弃宁远、议和满人早就在议程之上,但都没有实施,关键在于崇祯皇帝以及朝中大臣们已经无法正确判断并执行战略了。
    本文讨论的是明帝国战略,论述的是帝国几位军事最高指挥官的思路和执行过程,在这些指挥官之上,一直受到帝国皇帝的约束。
    身为帝国皇帝,最重要的是将适当的人选摆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他们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但从用人角度上看,崇祯皇帝是历史上最失败的一个。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七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
    在崇祯眼中,明帝国朝中的大臣都是贪生怕死、卑鄙无能之辈吧,所以才频繁的更换帝国最重要的官员,所以才留下“臣皆亡国之臣”的遗言。殊不知正是他自己性急、猜疑、自负的个性,才使得明帝国的将才们大受约束,以至于最终失败。从这个方面说,崇祯皇帝的个性,也是导致明帝国覆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惜乎,明末之良将,生虽逢时,却不得其主,终不能力挽狂澜,挽救帝国于万一。

    大纵深与闪击战理论及其实践的比较

    大纵深与闪击战理论及其实践的比较
    近卫步兵师

        大纵深理论与闪击战理论都是在一战后为解决如何有效的实施进攻的问题进行的探索。
    一战的实践证明,以前那种主张大兵团正面作战,寻求与敌主力正面决战的作战样式很容
    易陷入战壕之间的对峙,而战壕战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情况下却不能取得较好的战果。
    那么下一场战争就必须需要一种崭新而有效的作战理论来指导作战。

        一战后,军队和武装的发展非常迅速,军队已有新的技术装备,同时军队中已建立了新
    的兵种,这些军事上的进步使进攻的威力大大增强。

        于是,苏联军事家们提出大纵深理论,它的基本原则是:在进攻集群中应建立突击群、
    牵制群、预备队以及火力群。突击群用于主要突击方向上实施进攻:牵制群用于辅助突击
    方向上作战,其任务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保障突击群的顺利进攻;预备队用以完成战斗
    进程中突然出现的任务;火力群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突击群的快速突破。结合当时的实际
    来说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整个防御纵深,然后负责扩张战果的梯队,例如坦克兵,
    摩托化步兵迅速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而德国军事家在德国1870年统一战争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普鲁士统一战争的经验,再
    加上一战末期渗透战的探索(比如著名的“米夏埃尔”攻势),提出了“闪击战”理论,
    德军闪电战的战术原则是:突然进攻,猛烈突击,广泛机动,大规模集中使用坦克和飞机,
    保持进攻的高速度。一般规律是:火力越集中,兵力越分散。在闪击战中强调集中使用装
    甲部队,在敌军薄弱处构成突破,而后进行纵深突击或者迂回穿插。

        由此可以看出,大纵深与闪击战理论都强调机动作战,并注重在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
    优势兵力,在预定的作战方向上构成快速突破,之后迅速发展为胜利。在运用上强调大量
    使用当时的新兴兵种:坦克兵,航空兵,空降兵,以及无线电通讯手段。也就是说这两种
    理论都是结合当时军事科技对“机动战”的外延进行发展的产物。

        这两种理论都在20世纪30年代用实践进行检验。苏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验证
    了大纵深理论的基本原则。1938年的哈桑湖战役、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以及苏芬战争为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战争实践。而德军在军事演习,和一系列的侵略行动
    中对闪击战进行检验。

        苏军进行的1938年的哈桑湖战役、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以及苏芬战争证明了大纵深
    理论的基本正确性,同时,战争也证明了大纵深理论所存在的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实
    践证明,分别建立突击队和牵制队是不适宜的,这样划分会造成牵制队的军队消极等待突
    击集团获得战果。炮兵密度必须提高到每公里正面40-60门火炮,在突破地段要更加坚决的
    密集使用炮兵的火力.此外,还必须进行周密的炮兵侦察。将坦克分为支援步兵的坦克群和
    远战坦克群的作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妨碍对防御之敌同时实施猛烈的突击。在突击
    敌人坚固的防御时,航空兵的行动应在时间上尽最大可能同时进攻的军队靠近,以便后者
    能利用航空兵突击的成果迅速击溃敌人。而德军在一系列的演习和侵略行动中发现其闪击
    战理论过分夸大了装甲部队的作用,有将其万能化的倾向,另外。西班牙内战的经验丰富
    和发展了闪击战中的空中近距火力支援的理论,其他兵种配合装甲部队作战的观念得到加
    强。并注重在战役初期就投入大量兵力兵器快速击败敌军,并在战役全过程中在敌人中制造
    恐慌情绪。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的岁月里,闪击战理论逐渐成为德军的作战指导思想,不仅贯彻
    到作战指挥和指挥官培训中,也影响了军队的编制,训练和武器装备的研制当中。在部队
    编制方面,德军建立了装甲师的编制将坦克集中起来,并建立了庞大的歼击航空兵和强击
    航空兵部队,还着手组建了相当规模的空降兵部队以适应闪击战的需要。在部队训练中,
    德军强调精兵政策和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在武器方面,德军研制装备了大量火力猛烈的
    MP-38冲锋枪,具有高射速特点的MG-34通用机枪,坦克的研制思路是强调机动能力和乘
    员的合理配置,并发展了一系列性能较好的歼击机(例如ME-109)和俯冲轰炸机(例如
    “斯图卡”)。并开始对支援负责扩大战果的步兵的突击炮进行探索性研制、装备、使用。
    对于,波兰,法国,比利时等等纵深浅,抵抗意志薄弱的国家,德军通过几个战役的重大
    胜利就能迫使其屈服。尤其在侵略法国的行动中,闪击战的作战原则被深刻验证,奉行机
    动作战原则的德军彻底摧毁了迷信战壕战的法军,此战之后,德军装甲部队的数量得到大
    大增长,德国空军迎来了他们的鼎盛时期。这使德军能够在以后的战争中更好地实施闪击
    战。

        同期在苏军中,虽然大纵深理论在苏德战争前成为苏军的作战指导思想,但由于国内
    的“肃反”扩大化使军队的战斗力,训练及军人专业素质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关于坦克
    的使用原则被反复修改,坦克部队分割支援步兵的思想束缚着指挥员的思维,一些过时的
    理论根本没有被清除,但大纵深理论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苏联首创了机械化军的编
    制,也建立了庞大的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部队和空降兵部队。但到苏德战争爆发时,
    苏联军队回到正规上的工作尚未完成,更不用说彻底贯彻大纵深理论了。不过这一时期苏
    联从建国以来奉行的武器研制原则没有被改变:力争用最简单的部件实现最优秀的性能,
    武器必须操作简单,成本低廉,利于大量生产,可维护性好。个人认为,这是适应大规模
    战争需要的,也是组建大纵深理论所需大兵团的必要条件之一。

        苏德战争期间也是苏德两军的作战理论得到充分实践的时候。到1941年6月,德国军队
    在此前的一系列战争中得到充分的锻炼,对其闪击战理论有了一定实践,部队中机械化部
    队的比例较进攻波兰,法国时大大提高,德军达到了开战以来第一个专业素质顶峰。在“
    巴巴罗撒”行动中,德军一开始就投入了及其庞大的兵力兵器对苏联的纵深进行突击,德
    国的空军很快就掌握了制空权,德国装甲部队能够比较顺利从苏军侧翼,两部队接合部构
    成突破,接着其他兵种的部队从突破口涌入,对苏军实施分割包围,强击航空兵可以毫无
    顾忌对苏军实施轰炸,在苏德战争初期,奉行闪击战理论的德军就这样经常摧毁苏军的一
    道道防线,合围歼灭了大量苏军。但是,到了德军兵败莫斯科城下,德军闪击战的缺陷就
    暴露出来了,闪击战强调速战速决,可是对于苏联这样幅员辽阔,战争潜力巨大,抵抗坚
    决的对手,战争初期的重大胜利并不能转化为整个战争的胜利,只好转入持久战,而这个
    却是闪击战理论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再看苏军,二战初期的苏军,战争装备极差,以基辅军区为例,大部分有经验的军官被
    清洗,军队缺编严重,军中以新兵为主,装备多是Т-26,БТ-7等旧式装备,仅有一个
    旅装备了30辆Т-34,КВ-1这样的新式坦克,坦克机件磨损严重,完好率不过27%。不
    过也是在这个时期,旧的作战思想被现实无情否定,苏联红军开始按照大纵深理论的要求
    改造自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倡导大纵深理论的军官被大力提拔,Т-34,КВ-
    1等等符合战争要求的武器被大量生产,苏联还尝试建立了坦克集团军,突击集团军这样的
    编制,苏军梯次布置的防御有力地消耗了德军的快速集群,另外,实施反突击这一大纵深
    战略的又一重要环节在防御战中被大量运用,苏军适时攻击突入己方阵地的敌快速集群的
    侧翼甚至对其攻击矛头实施包围的方法有效地遏制了德军的进攻,使苏德战争转入持久战。
    到了二战中期,苏军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突破理论和追击理论得以有较多机会实施,
    例如在苏德战场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决战中,苏军的炮兵,航空兵以火力
    压制、破坏德军的指挥和协同,保障建立通向敌人战术地幅全纵深的缺口,以及阻止敌人
    预备队开进。之后苏军刚刚建立的,庞大的快速集群从预定突破口攻入,分割包围敌军。
    在同一时期,德军在东线的一系列败绩使德军更加注意掩护机械化集群的侧翼,坦克的设
    计上开始注意到火力与防护力,以适应战争的需要。个人认为,此时德军把实现胜利的重
    点放在了新式武器而不是先进战法上,例如库尔斯克战役,在这场正直德军开战以来专业
    素质达到第二个高峰的战役中德军的最大亮点是“斐迪南”、“豹”、“虎”、“灰熊”
    和HS129这样花样翻新的新式武器,它的大致作战部署基本已被苏军估计到(当然,苏军的
    情报也证实了他们的估计)。而到了二战后期,随着苏军实力的大大提高,已有能力真正
    依照大纵深理论实施规模极其庞大的进攻作战,苏军强调为了完成战役企图,要充分了解
    敌军集团防御性质和集团编程、地形条件、己方军队状况和能力等。必须在战役第一日突
    破敌人的战术防御和保障自己突击集团前出至防御之敌的侧翼和后方。一旦确定了主要突
    击方向,就应当将装备最好的、战斗力最强的兵团放在主要突击方向上,高度集中兵力,
    以形成对敌优势。为了达到这一点,苏军中建立大量坦克集团军,突击集团军,也开始配
    备大量进攻加强兵器。苏军还独创了炮兵师甚至炮兵军这样庞大的编制,把上千门火炮集
    中起来使用,成为掩护主力兵团实施大规模进攻作战的重要力量。在这一时期,大纵深理
    论较好地在苏军中贯彻,苏军在二战后期良好的专业素质使苏军实施攻击正面达到数十上
    百公里,纵深达几百公里的进攻作战得心应手。并在如何对付反突击,追击这些大纵深理
    论的重要内容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践。德军在二战后期的东线转入战略防御,其利用大量突
    击炮,坦克歼击车,重型坦克和精锐步兵打的机动防御战以及期间适时发动的反突击基本
    依照了闪击战的原则,而在西线发动的阿登反攻成为德军闪击战的绝唱。

        纵观苏德战争,两国军队对各自军事理论的实践以及反过来的完善工作,出现了这样
    一些特点,2国都重视了坦克和飞机的集中使用,都强调机动作战,力求在战役初期形成明
    显优势,在突破地段对战果进行无情扩张。
        虽然大纵深与闪击战理论都强调空降兵的大规模使用,不过在苏德战争中,2国数量相
    当庞大的空降兵都没有大规模在进攻战役中成功地空降使用,更多地是作为精锐步兵投入
    作战。大纵深理论强调的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整个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
    术地幅。而闪击战强调的是用杀伤兵器压制预定的作战区域,注重穿插迂回和纵深攻击。
    在大纵深理论中,突破理论和追击理论是最关键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了大纵深理论
    的核心内容。闪击战注重分割包围和歼灭战。


    参考书目:
    《回忆与思考》作者:朱可夫
    《军人的天职》作者:罗科索夫斯基
    《毕生的事业》作者:华西列夫斯基
    《战时的总参谋部》作者:什缅捷科
    (以上书籍均为解放军出版社新版)
    《注意!坦克》作者:古德里安
    《坦克——前进!》作者:古德里安

    来源:.南大小百合

    29 May

    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朱宗震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
    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
    说,它的奋斗在继续,1927年后,中国国民党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
    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国民党1948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
    通常认为,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
    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
    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国社会整体落后的反映。

      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
    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其中的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
    夫传统的影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仅仅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
    已经存在的有组织力量,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作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体
    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后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的改良,
    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孙中山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辛亥革命不能以
    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动员来支持其政治革命。这是一个时代的认识问题。在1924
    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动员模式,这一点
    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及执政后的政策,是导致国民党1949年失败的基
    本原因。

      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赞成革命的价值观,但笔者是历史学家,历史的道路有
    自己的成因,任何另一条道路的假设,都难以找到成立的根据。因此,本文只是
    限于对历史的理解,在价值问题上持客观中立的态度。

      一、辛亥革命的政治动员

      孙中山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族主
    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列强侵略的,他在民国成立后说:“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
    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1]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国
    内政治动员的口号。他回忆立志革命后,在国内寻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
    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
    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然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
    手。”[2]“排满革命”被标上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概念,事实上只是一
    个政治动员的切入点。

      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革命和
    改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经常是互为消长的过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
    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难以获得成效,革命就会
    蔓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一方面适逢满族王朝的解体时期,满族
    亲贵和八旗子弟,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改良的道路举步为艰。在传统社会中一
    贯保守的士大夫(如太平天国时期),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也转向了革命。

      中国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能正视自己的落后,在洋务运动
    时,只重视西方的技术,而不重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不是某一个人,
    而是出现一个群体,主张向西方的政治体制学习,从事变革,大体上是在中日甲
    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微微亮出了旗帜。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说教成为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失败以后,也不得不承
    认要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中学为体”的政治理论才宣告终结。但是,清廷
    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所表现的腐朽性,使和平的变革路线难以得
    到社会的信任,很快就让位给了革命的变革路线。“共和革命”的动员,在士大
    夫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但是,中国社会的启蒙,是在救亡的激发下开展的。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对先
    进分子虽然有启迪作用,但先进分子不是在新旧经济的社会冲突过程中涌现出来
    的。1900年之后,在海外留学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
    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矛盾也缺乏认识,除孙中山以外,革命
    的骨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
    的网络。孙中山是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
    资格自负地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
    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
    向□□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
    法治之宏基。”[3]

      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在落
    后的中国,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步骤时,往往不切实际
    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
    理解共和的真谛。所以,孙中山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
    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
    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
    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
    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4]只是因为满族亲贵控制的清王朝
    已经十分腐朽,才使先进分子产生了实现共和制机会的错觉。孙中山在护国运动
    夺取政权的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去写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即
    《民权初步》),他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
    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
    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
    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5]
    其实,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实用的价值,八十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也就可想而
    知了。

      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势的逼迫下,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际突然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性,
    在视觉上发生了错误:由于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实上不会
    太困难,从而使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难成功,取得政权不必付出严重的代价。满族
    亲贵的腐朽性,掩盖了中国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不到中
    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会改造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事实上
    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縻时,却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政治理念,误以为
    实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并不是困难的事情。

      孙中山是一位冒险主义者,他往往以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
    他总是想以一批先进分子动员会党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图依靠运气赢得
    胜利。但会党是无法用现代观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党难以发生
    作用。“会党首领难用”,难以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

      国内的年青士子转向革命后,如华兴会、光复会也是从联络会党下手的。他
    们确立了革命的目标之后,向社会上寻找既有的组织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会党。
    反满依然是一个群众动员的切入点。当然,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民族”情结,
    当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腐朽达于极点,“反满”
    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更替问题。上上下下政治动员的切入点,也就是国家
    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都在清王朝这个异族的王朝。政治动员的内涵也就很肤浅。

      湖北成立新军后,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军中活动。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好,
    这是以后再也没有的机遇。1905年春,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胡秉
    珂寓,问(朱)和中等主张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须更换新军头脑、开通
    士子知识对。”[6]改变了孙中山对国内士大夫的看法。新军作为一支有组织
    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转化的工作。这一类的下层“兵运”
    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国民党系统的革命动员中,
    基本上没有了。可见,这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同科举废除后青年士子寻找出路
    很有关系。据陈铭枢回忆,他在1906年8月报考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时,“在‘新政’
    影响下,风气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子弟,也有出身于
    资产阶级家庭的。”[7]当青年士子接受革命观念之后,也就带动新军这一清
    政府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走向革命。唯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有组织力量
    是商团,商团是资产阶级的自卫性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商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中部同盟会同上海的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上海起义前夕,在一次会议
    上“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8]上
    海参加革命的资本家是上海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当时资本家的人数很少,经济
    和社会力量也很小,商团的作用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后,上海的资本家基
    本上不再支持革命。

      至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过程中参加军队的“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战
    斗力。章太炎说:“金陵召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9],黄兴也指出:“南
    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10]这些军队在民
    国成立后屡屡因缺饷发生兵变,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
    动员。

      确实,辛亥革命的一代人,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
    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他们不仅不懂得动员群众,也还不懂得组织自己。
    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
    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
    [11]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毛病,但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毛病。武昌起义成
    功后,革命党人竟然群龙无首,推新军旅长黎元洪为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孙
    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
    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
    [12]他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希望以“人治”的办法,实行领袖集权,
    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反对人治的黄兴一派,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是一个更为松散
    的组织。

      这就是说,属于开辟时代的辛亥革命党人,不仅在客观上找不到共和制的社
    会基础,而且,他们自身的素质,还难以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难以
    找到社会改造的动员对象。

      二、和平改革的经济政策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写的《农宗》
    是一篇传统观念下的纸上谈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巩固的是封建宗法制度。洪秀
    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只是非现代的小农制度的空想。但太平天国群众暴动
    在事实上局部地调整了土地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调整方式,不可能建立新的土
    地制度。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必须涉及
    土地制度的变革,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工业化开辟道路。

      具有现代理论知识的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提出过“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
    土”,[13]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民报》上宣传过土地国有问题,
    主张“非躬耕,无缘得授诸国”,也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14]但他们
    认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
    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5]“若中国者,仅一
    扑灭异族政府之劳,而国中一切阶级无复存遗,□□□□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
    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16]也就是说,还没有现
    代变革经验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不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既
    然政治体制的变革,只需要简单的社会动员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可以和平地有
    序地进行:“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
    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不可谓革命也。既为均之,复令为竞如
    昔,则无有蹈覆轨而不颠者也。诚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更对于已
    不平者以法驯使复于平,此其真义也。”[17]

      孙中山最后确定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实施国家□□□□政
    策,推动工业化建设。对于土地制度,即“平均地权”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政
    策的调节,抑制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工业化开辟道路,而不是直接调节地主和农
    民的关系。因此,他的纲领主要是政治动员,而没有利益(经济)动员。革命对
    谁有利?革命过程中谁能得到实际利益?会引起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些
    都只有一些粗糙的理论性的假设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孙中山虽然是一位革命者,但事实上他多次主张改良。例如,在辛亥革命之
    后,袁世凯执政时,他就希望同盟会——国民党去从事社会改良的活动。护国运
    动结束后,同样如此。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他实际上不是一个革命者。因此,
    他只主张政治体制的革命,而不主张经济体制的革命,他最多只能说是半个革命
    者。但是,他每次改良的行动,都遭到腐败政治的阻挠,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走向
    革命。这是他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这方面,充分反映了第一代改革者书生气还很重,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的认
    识还很浅薄,单纯的理论推理,提不出成熟的可行的变革方案。他们不了解革命
    和改革都需要调度复杂的社会关系,要有社会力量的支持,仅仅依靠政府的一纸
    命令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仅仅依靠少数人士的努力,也无法使改良获得成功。同
    时也说明,第一代改革者,从根本上说,还没有决心改造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

      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已有所表现,从和平的立宪运动到一度
    附和革命。但他们的领袖同样是从士大夫脱胎而来,是以士大夫的传统观念(治
    国平天下)来从事经济运动的儒商。他们致力于呵护新经济还深感力不从心,根
    本没有力量去支持一场革命。到1913年为止,甲午战争后民族资本工矿业投资估
    计为706家,资本额11,775.2万元,约相当于人民币40亿元,不过是现在一个不
    很大的项目的投资额。[18]中国的手工业还刚刚恢复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
    水平。区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还很难意识到土地问题上的障碍,何况,他们
    自己也有传统的土地利益和社会关系。以人数计,在4亿人口的中国,资产阶级
    简直构不成阶级力量。而这场革命的参加者同样刚刚从科举制度的束缚下解脱出
    来,仍然生活在传统经济环境之中,同土地关系密切。一方面,他们的现代意识
    还很有限,一方面即使意识到土地问题,也还很难去牺牲传统的利益。因此,除
    少数人以外,辛亥时期的先进分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经济体制存在严重问
    题。对于土地关系现代化的方案,只是纸上谈兵。因此,辛亥革命时期不可能以
    土地改革作为社会动员的手段,以经济利益的动员来作政治动员的基础。

      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就表示:“至若土地国有,夺富者之田以与贫民,则大
    悖乎理;照田价而悉由国家买收,则又无此款,故绝对难行。”[19]他主张
    采取限田的政策,这是一个传统的抑制豪强的政策。短短的几句话,可以说是后
    来国民党和平土改失败的基本思路。宋教仁在组建民元国民党时,迎合合作者的
    要求,在党纲中就删去了民生主义。孙中山到北京时也表示:“北方同胞误会吾
    党民生主义,以为劫富济贫,扰乱社会秩序。此荒谬绝伦,公理上决无此事,富
    人幸勿恐怕。”[20]1912年6月间,广东都督府曾向省议会提交更换地契的
    方案,在这方案中包含了平均地权的政策,但这一加重地主负担的方案,遭到省
    议会的反对,未获通过,他们认为:“各县遍遭匪祸,元气大伤,微特小康之家
    多嗟鲜饱,即素称富有者或亦今非昔比。”[21]他们期望的是传统的加强地
    主经济的轻徭薄赋政策。除了少数追随者之外,孙中山又能动员哪一股社会势力
    来支持他的和平改革的土地政策?

      辛亥革命以后,反对派讥笑当时社会上“伟人如鲫”,除了政界浮沉之外,
    谁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孙中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一般不明白的人
    以为从前革命成功,即马上能享幸福。现在幸福未至,且内地也有乱遇之地方,
    人民谋生,比从前稍难。故不明白的人,以为现在共和政体,不及从前专制政体
    之善,因满清时代尚不至于此。”[22]

      结果,无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无法应付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

      三、中国的传统和辛亥革命的后果

      在中国二千多年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体制下,王朝的更替形成一个传统,并
    深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三国演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分合的态势并
    不完全相同。以秦末、西汉末、隋末、元末为例,士大夫同基层暴动结合起来,
    在基层暴动中涌现的领袖,彻底更新了旧的统治集团,一个巩固的新王朝成立。
    以东汉末、唐末为例,士大夫维持旧王朝,统治集团的更新不彻底,在镇压基层
    暴动中出现军阀集团,以军阀的力量改朝换代,统治基础没有扩大,新王朝不巩
    固,即使形成比较巩固的宋王朝,也没有强大的实力。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士大夫没有转向群众暴动,而是以自己的努力来维持一
    个旧王朝。这样,既没有出现一个新王朝,旧王朝(作为中央政府)也未能更新,
    只是地方政权有部分改观。社会危机继续存在。而曾国藩从地方上崛起组建的湘
    军,成了清军主力,采取了“兵归将有”的私兵制度,正在解体中的清王朝出现
    了外重内轻之势。

      辛亥革命中出现了新的形势。士大夫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在知识更新的视
    野下,在清王朝腐朽必倒的政治局面下,以西方现代政治体制为理想目标,独自
    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当时并没有出现群众暴动的客观形势,他们动员的社
    会力量不足以达到建立新政权的目的。

      袁世凯继承了曾国藩、李鸿章以来的私兵制度,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北洋六镇
    新军,武昌起义后,清廷任命陆军大臣廕昌统率就指挥不动,不得不让已被罢免
    的袁世凯出来指挥。北洋六镇是当时中国唯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

      因此,不单纯是革命党人的努力和力量推翻了清王朝,而且是袁世凯利用革
    命党人的声势,在列强支持下,依靠掌握的军事势力,取代清王朝掌握了中央政
    权。仅仅推翻清王朝并不能使中国社会自下而上达到更新的目的。传统经济和社
    会生活没有遭到破坏,中央政权仅仅排除了满族亲贵,而保留了旧官僚系统,尤
    其是北洋系。因此,不可能出现一个气象更新的政权。清王朝的倾覆,也是传统
    的军阀势力改朝换代的一种表现。

      当时,北洋军人们抱着这样的观念:“北方各军官源于小站,故袁总统为北
    军之父母……无论何人,有与袁总统反对者必出死力与之抵抗。”[23]这种
    军事派系观念在事实上一直流行到民国结束。私兵制度造成了骄兵悍将,袁世凯
    随后对自己的部将也失去了有效的指挥。杨度说:“若中国人民,程度甚低,当
    君主时代,当兵者常语曰:“食皇家饷,为皇家出力耳‘。今虽去有形之皇家,
    代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其所恃为维系者,
    统驭者之感情与威力有以羁制之而已。此其为力,固已至弱,况又有自由平等之
    说浸润灌输,以摇撼此羁制之力,时时防其涣散溃决,于是羁驭之术愈益困苦。
    ”[24]袁世凯企图以称帝来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他的失败,固然是遭到在野
    各派反对的结果,但也是私兵制度下骄兵悍将背叛的结果,他的命运其实是步清
    帝的后尘。他的遗产为段祺瑞、冯国璋所分割,中国社会转入北洋军阀时期。

      军阀作风并非仅限于北洋。就是非北洋系的前清军事势力,如张作霖、陆荣
    廷也军阀化了。更严重的是,在革命中兴起的军事领袖,也同样军阀化了。如阎
    锡山、唐继尧都曾是同盟会员。

      孙中山以其现代知识和过人魅力,成为革命的领袖,他虽然强调领袖集权、
    军事□□在革命时期的必要性,但是,孙中山作为在华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领袖,
    对中国社会的私兵制度缺乏充分的认识。1912年8月孙中山访问北京时,就以为:
    “近来嚣嚣之口,或不免恐军队干预政治,吾则谓我爱国军人,既造成此庄严灿
    烂之中华民国,决不至有此破坏之举。”[25]他虽然一直致力于培养一支忠
    于革命的军队,但对共和制的真诚,一直没有按传统的方法,亲自去训练和控制
    一支忠于自己个人的军队。因此,当他追求冒险的理想的政治目标和他培植起来
    的部队的利益不一致时,他就无法控制这支军队。根据中国的传统,在缺乏社会
    动员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出现军阀化倾向,只忠于军事领袖。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动员遭到困难时曾抱怨说:“此我错认袁世凯之过也。若有两
    师兵,当亲率问罪。”[26]当时属于革命党人系统的部队当然不止两个师,
    但孙中山本人连一个师都指挥不动,他甚至不得不派朱卓文到南京策动第八师下
    级军官起兵讨袁。而这第八师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职务时特意保留下来的部队。
    孙中山在失败流亡到日本后,又曾责难黄兴说:“今在筹备之中(指中华革命党
    ——引者),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禁止兄之亲信部下,对于外人,自
    后切勿再言‘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
    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27]虽然,黄兴重视道德,洁
    身自好,但我们不可忽视这段话的含义,私兵化的倾向,同样渗透到了革命党人
    的军事系统中。

      1917年之后,孙中山曾倾全力支持陈炯明发展军事力量,他在致蒋介石函中
    说:“竞存此番回粤,实举全身气力,以为党为国,吾人亦不惜全力以为竞兄之
    助,同德同心,岂复寻常可拟?我望竞兄为民国元年前之克强,为民国二年后之
    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
    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
    耶?”[28]陈炯明并非毫无现代观念,陈独秀在□□成立前后就曾和他合作,
    但传统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制约着他的行为方式。据彭湃调查:“陈炯明一握到广
    东政权,所有海丰的陈家族,自然随着陈炯明的地方家族主义占据了广东的政治
    势力及军权,以巩固个人的位置。所以海丰人之为官者以海丰之人口及土地的面
    积来平均与个别地方比较要为全世界之第一。他们不但在别个地方铲地皮,在他
    们的家乡主义的家乡也是一样的对付。所以海丰一旦就增加了无数军阀、官僚、
    新官儿、政客、贵族及新兴地主阶级(即地主兼军阀)。”[29]陈炯明在致
    吴稚晖的信中,抱怨孙中山说:“不过我之用兵过于踏实,不能如孙先生之枪法
    旋空大演而已……况群众之首领,其要素须能说海阔天空之大话(法人黎明似曾
    说此),我则尚染昔儒之毒,跼躅于先行其言之训,实不合首领之本领。”结果
    形成了陈炯明部的叛变。但在上述信中,讲道理他也明白:“譬如现在国中,摧
    残共和,扰害百姓者,实一私人的‘武力主义’之横行。申言之,则大军阀扰乱
    于中枢,小军阀扰乱于各省,而官僚、政客、民党依附其中,口福利而行盗跖,
    日在老百姓头上恣其践踏,合之而为民国四凶。”[30]

      孙中山在1918年辞大元帅职时才明白:“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31]
     士大夫意识和传统社会关系还很浓重的辛亥革命党人,尽管在理论上接受了共和
    主义,但在掌握了军队之后,也走上军阀的道路。那么,辛亥革命后为什么能够
    建立民国呢?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只是略有夸张地解释了假共和局
    面得以出现的原因:“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
    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满
    清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
    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32]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只是由于新的
    观念和力量的暂时平衡,才未能恢复帝制,而采取了共和国的形式。尽管如此,
    孙中山还是没有明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解决军阀的问题。这就是当时中
    国客观的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

      1924年之后,国共合作,学习苏联,开办黄埔军校,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制度,组建的国民革命军也号称党军。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学会以党治军。国共
    分裂,南京政府成立后,黄埔系就成了蒋介石的部队,服从蒋介石的指挥,构成
    所谓嫡系部队。蒋介石无论担任什么名义,甚或下野,他都能控制这支部队,而
    对其他部队,都无法直接指挥,必须同其将领在政治上协调,建立政治同盟,才
    能为己所用。私兵制度在北洋—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下是难以改变的,
    蒋介石始终未能达到削平群雄、重建中央集权体制的目的(退到台湾后除外)。

      1927年之后,除黄埔系外,例如,桂系、粤系、阎锡山的晋系、冯玉祥的西
    北军系等等,都不是蒋介石能够直接指挥的。即使是原本亲蒋的陈铭枢指挥的十
    九路军,是由孙中山命令邓铿组建的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来,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元
    老部队。在北伐时期亲附蒋介石。但就因为这支部队是陈铭枢训练出来,蒋介石
    是不可能越过陈铭枢去直接指挥的。正由于这种独立性,在“九一八事变”后,
    因调停宁汉冲突的机会,十九路军进驻上海、苏南。尽管陈铭枢参加中央政府后,
    已经不具有军职,但仍能摆脱蒋介石意旨,策动十九路军独断地抵抗日军侵略,
    掀起了“一二八抗战”的悲壮一幕。陈铭枢在策动十九路军组建反蒋抗日的福建
    人民政府时,已经长期统率十九路军的总指挥蔡廷锴,对这位十九路军的祖师爷
    就有所抱怨,蒋光鼐回忆说:“陈回国后,到过福建三次。一到福建,即以家长
    自居,直接插手到各机关部队去讲演、训话,俨然架在主席(福建省主席蒋光鼐
    ——引者)、总指挥之上。他的企图过早暴露出来,引起我们反感。蔡廷锴曾对
    我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军队呀!”[33]但实际上这
    些都是空话,陈铭枢对部队的影响力和这支部队的宗派性是客观存在的。至于其
    他与国民党中枢更疏远的军事派系,山头林立,内战不断,自不必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系统内的派系战争已经停止,但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非黄埔系部队,蒋介石仍然无法直接指挥。傅作义只是国民党军中的一个小派系,
    在平津战役期间,傅作义本部部队的运用,蒋介石也只能同傅作义协商,而不能
    依靠命令。据谍报,傅作义在1948年6月间在一次谈话中曾透露:“华北局势,将
    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西向察绥与宁青会合(按傅与二马有约,一面听命于中
    央,一面保持自己实力,对平津河北只有放弃)。”[34]郭汝瑰回忆说,11
    月5日傅作义在南京与何应钦等讨论作战计划时说:“华北剿总仅有部队五十五万
    (傅作义此时共辖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兵力十分薄弱,如果东北共军百余万
    蜂拥入关,华北局势必急剧恶化,我实在负不起这样大的责任。俗话说‘知难而
    退’,我只好将原拨给我的中央军全部交出,请总统改派他人前往北平指挥,我
    只带我的基本部队三十五军,一O二,暂三军退回绥远,进行游击作战,以免贻
    误华北战局。”[35]这种军事派系,使国民党系统的军队将领长期养成了保
    存实力的意识,不关自己生死存亡就不肯力战。这使国民党系统的部队在国共战
    争中互相抵消了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在事实上,没有真正成为一个
    “独裁者”,他一直没有力量□□。

      从根本上说,私兵制度不是革命造成的,而是清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腐朽解
    体的恶果。即使清王朝不倒,根据中国社会的传统,同样会走上地方割据的道路,
    如唐朝的藩镇一般。如何重建中央集权制度,始终是中国社会王朝更新运动的严
    重问题。

      四、国民党动员模式的保守化

      辛亥革命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地位失落,社会分崩离析。现代民主观念也
    从士大夫阶层向下层推延,这就推动了基层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1912年间,徐
    企文就曾组织中华民国工党,虽是提倡劳资合作的组织,但也多次组织过工人罢
    工,谋求改善工人的文化、福利事业。[36]而在农村的斗争中也有新的意识
    提升。1912年底,松江地主组织田业会,准备强行提高佃租率,在民主思想的启
    发下,松江佃户准备组织佃户会,与田业会抗衡。佃户会虽然没有组成,田业会
    也因此被迫解散。[37]

      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也开始在工人阶级中展开工作,对于五四运动发
    展为六三运动,起了重要的动员作用。[38]当然,国民党并不赞成劳资对抗。
    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孙中山于1919年6月22日与戴季陶有一篇谈话,他认为:
    “我们改革中国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精神,就是要建设一个极和平、
    极自由、极平等的国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的平等,而且在社会上要谋求经
    济上的平等。这样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种种阶级冲突、阶级竞争的苦恼。”[39]
    表达了调和劳资矛盾,避免社会动乱的意向,而不是要动员群众直接谋取经济利
    益,来支持革命的政治动员。政治体制变革的革命性(暴力)和社会经济制度变
    革的非革命性(非暴力),仍然是孙中山——国民党社会变革路线的基本矛盾。

      孙中山在陈炯明叛变之前,仍坚持原来的动员方式。但由于当时的军事力量
    大多是辛亥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所以,孙中山不必再通过兵运的方式,而直接策
    动军事将领,来企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马林在回忆孙中山时指出:“虽然当
    时(指1921年12月——引者)已有明确的倾向:继续工作使他的国民党进
    入新的轨道,但孙中山基本上仍然坚持只能采用军事行动的老方法……他赞成专
    政的思想,重视党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明确介绍他的党的实质,没有专门提到
    必须借助青年学生去争取工农支持他的革命组织的根本必要性。”[40]陈炯
    明叛变后,孙中山失去了自己培植起来的骨干军事力量,才最后决心接受中国共
    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接受俄国的援助,依靠左翼力量的支持,来
    推进革命。

      孙中山虽然接受了“扶助农工的”政策,明确声明“耕者有其田”的改革目
    标,但是,国民党的动员方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之后,一
    直在说明他的政策和共产党人的区别:“人类求生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
    题。所以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我们能够明白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再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很容易。马克思认定阶级战争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
    便是倒果为因。”[41]“国民党对于民生主义定了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平均
    地权,第二个是节制资本。只要照这两个办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
    [42]他在谈到平均地权政策时说:“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
    办法,才是国民党所主张的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就是民主主
    义。所以国民党员既是赞成了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主义。因为三民主义
    之中的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不过我们所主张的□□,是共将
    来,不是共现在……地主真是明白了我们平均地权办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
    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43]“中国本来没有
    大资本家,如果由国家管理资本,发达资本,所得利益归人民大家所有,照这样
    的办法,和资本家不相冲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44]他对左翼学生运动
    也持批评的态度。

      孙中山以其对革命目标的真诚和个人权威,维系着国共合作,平衡着左右两
    翼的关系。但国民党中既很少人真正明白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方针只
    能依靠左右两翼的暂时平衡才能维持。当国民革命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的群众
    动员方式越来越走向激进,左右两翼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四一二政变”
    之后,蒋介石发表声明:“当此最大改革之际,我党同志,宜力谋减少中国全体
    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用有条理有步骤之方法,以增进民众之生存幸
    福。民众之最大多数为农工,我党本以协助农工运动,与发展其组织为基本政策,
    乃农工之事几皆为共产党所包办,关于农民运动,除促其抗租,工人运动,除唆
    使要求增加数倍之工资外,别无宣传,余则利用以杀人越货,作政争之工具。总
    理明示我辈,以革命手段,用农工以解决政治问题则可,用农工以解决经济问题,
    则有所不能。”[45]从理论上说,蒋介石关于国共对群众动员政策的区别,确
    实如此。但从实践上说,中国社会上,并没有一股社会力量能够实施孙中山的农
    工政策。国共分裂以后,以国民党的保守性,连自己承诺的农工政策也难以实施,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浙江实验“二五减租”遭到失败,国民党就只能向右转了。

      国民党既未能以群众动员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力量,国民党的推进,往往采取
    了招降纳叛的方式,革命的水准迅速下降。黄埔一期生、“八一三淞沪抗战”时
    的国民革命军主力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反省说:“痛定思痛,深怪我们靠革命
    起家,以扫荡腐恶军阀为使命的党和军,怎么会容许这种人仍拿他们那一套腐化
    行为到我们阵营中来照样表现,并带坏我们纯洁子弟呢?”[46]

      当时,重建中央集权体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自承的历史任务。尽管蒋介
    石——国民党集团中有一批在海外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但是,中国的传统社会
    关系未经改造,企图重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努力,难以成功,解决不了辛亥革命以
    后,也就是清王朝解体之后的军阀体制。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占据有东南财富之区,
    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微弱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力量去影响
    中央政府的政策,反而因中央政府的军事统一政策而受到经济上的压迫。蒋介石
    用绑架、逮捕等手段,向上海的资本家勒索钱财,以支持其军费开支。在中国的
    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查普曼报导说:“据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约共筹集到五十万美
    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权下都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47]资产阶级
    在中国革命中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力量,正是中国社会现代经济发展落后的表现。
    资产阶级在北洋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他们的社会地位基本上仍然是“奸商”,
    国民党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就难以扩大。这就是说,国民党政府的社会动员难以摆
    脱恶性的循环:为了推进现代化,它必须完成中央集权的体制(国家统一),而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它必须要求资产阶级予以经济支持。但是,资产阶级经济
    力量薄弱,无力满足蒋介石、国民党统一政策的要求,资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严重
    的伤害,资产阶级成了国民党的反对派,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政策也就难以完成,
    推进现代化的工作微乎其微。新的革命也就难以消弭,并且成为突破这一恶性循
    环的合理手段。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内战中屡战屡败,希望进行“戡乱”总动员,以挽
    救失败的命运,但是,又能动员谁呢?

      蒋介石为了筹措战争经费,对资本家采用了比1927年更普遍的掠夺政策。
    在1948年金圆券改革期间,他派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大骂
    资本家:“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能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自造的两
    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48]用本来是对付共产党的
    特种刑事法庭来对付资本家。残酷的掠夺使上海的流动资本陷于枯竭。

      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4月29日公布《土地法》,其立法意图,据《修
    正土地法草案趣旨之说明》:“扶植自耕农。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之原则,实符国
    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张。”[49]国民党军在占领了解放区之后,也曾制定调和
    租佃矛盾的政策。蒋介石也强调:“目前绥靖区的工作,我认为紧要的还是土地
    问题。”“过去共产党毁谤本党和政府,说我们政府是世界上最腐败最无能的政
    府,说我们军人和公务员是最懦弱最贪污的军人和公务员,这种污蔑和毁谤,在
    国际上已经造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现在我们将绥靖区共匪的武力肃清了,
    我们可以在绥靖区推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这就是我们的表现能力和成绩一个很
    好的机会,我们要乘此机会用事实来打破共匪虚伪的宣传,证明本党一切法令政
    策的确是以人民的福利为依归。本党一般干部人员的确有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能
    力。”[50]但事实上,仍然是各地官僚和地主打成一片,还乡地主向农民反攻
    倒算,一切土地改革的方案,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即使有地主愿意国家征收土
    地,投资到别的地方去,结果有关方案“还搁在四联总处,也没有人说可以,也
    没有人说不可以。”[51]国民党政府仍然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没有和平土改
    的财政力量。国民党的土地改革协会理事长萧铮坦白地说:“我们二十年来的政
    治基础,是建筑在地主身上的。”[52]国民党的动员也就只能归于失败。

      中国国民党人,许多人经过了辛亥革命、1924——27年的大革命和抗
    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他们也曾是艰难缔造过来的一代人,但最终遭到失败。中国
    国民党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因素,有待于研究,但作为国民党的骨干,他们是
    第一代从事现代社会体制变革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期参加了辛亥革命。作为历史
    运动中的一代人,他们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思维模式的一代人,还难以把握到
    中国社会变革脉搏。然而,他们的思维模式和动员模式在辛亥革命之中实际上已
    经定型化,“老革命”适应不了“新革命”,向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区区成就,满
    足不了中国社会前进的要求,这是中国国民党在中国近代复杂的矛盾运动中被历
    史淘汰的一个基本原因。国民政府也只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个过渡
    性政权。中国社会现代经济的严重落后,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方式,不能不以
    最接近传统的农村暴动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动员方式的历史价值,在于适合中国
    社会现代化起步的要求,但也仅仅是痛苦地起步,并不能一步登天,这是客观的
    历史事实。尽管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历史学家既不必夸大也不必
    贬低,而是应该去理解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只有理解了历史,在处理现实社会问
    题时,才能有更高的智慧。

      注释:

      [1]《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等编: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9页,中华书局1981年8月——1986年7
    月版。

      [2]《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3页。

      [3]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革命文献》第5辑第82页。

      [4]《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385页。

      [5]《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13页。

      [6]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年版。

      [7]《陈铭枢回忆录》第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

      [8]转引自丁日初:《上海资本家在辛亥起义及胜利后的积极表现》,《
    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9页。

      [9]《章太炎再论黄克强》,《新纪元报》(北京)1912年9月20
    日。

      [10]《胡汉民自传》第61页,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3辑,台北
    1958年版。

      [11]《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编》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第
    2版

      [12]《致南洋革命党人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2页。

      [13]《与章太炎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13页。

      [14]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第3号(1906年4月5
    日)第1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15]《〈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16]同14.

      [17]县解:《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19
    06年6月26日)

      [18]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第680
    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19]《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演说辞》(1912年1月3日),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533页,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
    1版。

      [20]《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8
    页。

      [21]《民立报》1912年7月7日。

      [22]《在神户华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7页。

      [23]《民国新闻》(上海)1912年8月19日。

      [24]《君宪救国论》,《杨度集》第567页,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
    出版社1986年3月第1版)

      [25]《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9
    页。

      [26]谭人凤:《石叟牌词》第15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7
    月版。

      [27]《复黄兴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88页。

      [28]《致蒋中正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79页。

      [29]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10月北京第1版

      [30]《答吴稚晖书》,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下册第942
    —944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

      [31]《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32]《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385页。

      [33]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
    》第59辑第11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9月合订本。

      [34]《北线敌情摘记》(1948年5月到10月),军事科学院图书
    馆藏。

      [35]《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
    1版。

      [36]参曾业英编:《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
    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76年11月版。

      [37]《华亭取消田业佃户两会》,《申报》1912年12月3日第6
    版。

      [38]参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第七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10月第1版。

      [39]《与戴季陶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9页。

      [40]《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
    作》第373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41]《三民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71页。

      [42]同上,第377页。

      [43]同上,第389—390页。

      [44]同上,第393页。

      [45]《告中国国民党同志书》,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
    集》第30卷第29—30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
    年10月版。

      [46]《孙元良回忆录》第189页,台北1974年2月再版。

      [47]查普曼:《中国革命,1926—1927》第232页(伦敦1
    928年版),转引自小科布尔著、蔡静仪译:《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第18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

      [48]《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5日第3版。此讲话后来题
    为《上海往何处去?》

      [49]《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油印本)第4辑第36册,中国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选辑。

      [50]蒋介石于1946年11月18日在绥靖区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同
    上。

      [51]《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75页,(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
    印,1948年6月版。

      [52]《我们抽出社会革命的旗帜——创造新中国的前途》,《土地改革
    》(南京)第1卷第1号。

    17 December

    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

    制度化儒家是传统儒家的基本存在方式。本文从讨论科举制与制度化儒家的关联入手,分
    析了科举制度在儒家制度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近代以来科举制的衰落对制度化儒家的
    影响。指出人口的压力、国内的社会动乱、科举体制的恶质化,导致了儒家与权力和真理
    的联系逐渐松散,而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与儒家教育观和人才观之间的根本矛盾,使
    得科举制被最终废除,制度化儒家也就此解体。

    关键词:儒家、制度化、科举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儒家一直扮演着极为特殊的角色,其中,儒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
    在特别值得我们的注意。近代以来,由于国内的社会危机和西方的冲击,使得儒家的制度
    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作为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制度性设置的科举制的废除,则是儒家
    地位发生变化,并进而演变成"魂不附体"的"游魂"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拟从科举制与
    儒家的关联入手,来分析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以期加深我们对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的理
    解。

     一、 科举、儒家、权力与真理
    "制度"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我比较接受这样一种简练的描述:"制度是已有的社会惯
    例、结构的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我们使集体记忆、表述、价值、标准、规则等外部化。"
    可以说所有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层次不同的制度架构之上的。

    制度从其产生的根源而言并非是"政体内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共同的象征逐步清楚表达的
    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某一社群内的成员可以理解和共同接受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儒家作为一种在先秦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学说,经过秦代的暴政的洗礼
    ,进一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因此在汉代的大一统的背景之下,儒家的制度化已是水到渠
    成。
    儒家制度化指的是在权力的支持下,儒家逐渐转化为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的观念、法律、
    习俗、实践系统。儒家的这种制度化的存在主要有两个层次,简单地说就是儒家的制度化
    和制度的儒家化。
    所谓儒家的制度化,也就是儒家在被确立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之后,统治者采用一系列的制
    度设计来确保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因为"价值系统自身不会自动地'实现',而要通过有
    关的控制来维系。在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 具体
    的做法包括设立五经博士而使儒家文献经典化,建立由国家祭祀的孔庙而使儒家创始人孔
    子圣人化等。
    博士制度的建立最早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但在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博士便为儒生
    所专有。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7年),为博士设置弟子员50人,目的是推行儒家的
    "教化"功能,这也标志着以推广儒学为基本职能的官学体系的开端。与以前所不同是,不
    但博士本身受到朝廷的优待,博士弟子也被列为仕途正式出身,后来又推出只要精通一经
    便可免去徭役的"优惠政策"。这样经学便和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了,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何
    以此后"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
    与博士制度相联系的是儒家文献的经学化。这意味着在权力的支持下,儒家对于自然和社
    会的理念成为真理性的表述,也就是说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对于社会秩序的解释被确立为官
    方所承认的正统的信仰系统。
    孔子的圣人化是儒家制度化的重要环节,因为学说创立人神圣性可使学说具有一种先赋的
    合法性,因而也能有效地成为整个制度合法性的代言人, 通过这个过程儒家和汉代统治
    者之间的对于现实的描绘逐渐一致化。在权力的运作之下,对于孔子的纪念由弟子的自发
    活动升格为国家的仪式,孔庙则由家庙上升为国家祭典之所。统治者通过对于儒学的尊崇
    强化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儒生通过统治权力强化对儒学的宣扬并不断抬高孔子的地位。特
    别是南齐武帝和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89年各自在自己的统治中心设立孔庙,使孔庙由阕里
    走向全国各地。到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下诏在州县都设立孔庙,使得教育制
    度和儒家的传播建立了明确的联系。孔庙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按黄进兴的说法:"孔庙
    遂是兼有正统文化宣导者,与国家教育执行者的双重功能。申言之,京师立庙,有别于原
    初孔庙,政治意图特为突显。但为维持奉祀之正当性,圣裔设立仍不可或缺。是故,不免
    染有家庙的残余性格。相对的,地方孔庙纯是遂行国家政教措施,而无此顾虑。这终使得
    孔庙完全脱离家庙性质,正式溶入国家祭祀系统,成为官庙之一环。" 通过孔庙和学校的
    联系,儒家教育便官学化和普及化了。汉代的博士员是小范围的,而庙学和从隋唐开始的
    科举,一方面通过制度性的安排,使士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学,有效地控制知识的流动;
    另一方面又利用利禄鼓励,使知识的流动和实际的社会资源分配相结合,并由此构成制度
    的一体化。
    与儒家的制度化相对应的维度是制度的儒家化,这指的是社会政治架构和具体的政治法律
    制度逐步依照儒家的设计并体现着儒家的理想。儒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
    提供一种价值体系和作为这种价值体现的秩序。因此当儒家在汉代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其
    产生的影响就不仅仅在于思想观念之上,同时也在于政治法律等制度的设计之上。正如陈
    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儒家对中国的影响集中于"制度法律和公私生活"。他说:"儒者在
    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为儒家一派学
    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
    "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
    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
    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
    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钜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
    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在儒家的制度化和制度的儒家化的互动之中,科举制度起到了一种极为重要的联结作用。
    可以说,科举制是儒家制度化的最为核心的制度设计。
    科举制是一种以考察对于儒家知识和观念的了解作为选择标准的选官制度。汉武帝元光元
    年(公元前134年)"举孝廉"科的实施是以儒家作为取士标准的开端,经过不断的改革,
    最终到隋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其重要的特征是自由投考、时间固定、以儒家观
    念为基本标准。虽然唐宋明清时期科举的内容时有变化,但制度设置的基本原则一直没有
    改变。这种国家考试制度确保熟悉儒家思想的人在获得社会资源时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
    使得儒家成为社会上升性流动的惟一途径。官员的选拔由分封制向选举制度的转变本身就
    体现着儒?quot;贤者居位"的观念,而汉代之后以儒家的原则作为选举的标准则使儒学和
    权力,同时也就和利益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对儒学的了解几乎成为人们改变现有生活方式
    的惟一途径。只要通过了科举考试,就可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即"士"或"绅士"。这种方
    式成功地将社会成员吸引到制度的核心模式和价值中去。因此,以儒家观念为基础的选举
    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儒家和权力之间的联系的制度化。
    由于儒家的观念体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通过科举来确立和传达对儒家观念的标准解
    释显然是传达权力阶层的意志的最好和最有效的途径。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说科举制度有
    效地控?quot;真理"的产生,将某个个人对儒家的政治和道德的解释确定为标准答案,则
    更完整地体现了在集权专制时代权力和"真理"之间的暧昧关系。
    将儒家确立为取士和选举的惟一途径,必然会影响到教育制度的确立,因为教育是人的社
    会化的准备阶段,而人的社会化是以如何在社会中获得优势的生存位置为指标的,因此当
    儒学和权力与利益发生密切关系,成为强势的话语时,将儒家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便会成
    为官学和私学的自觉选择。这样,儒家的传播便得到一种严密的制度上的保证。毫无疑问
    ,这种保证的真正吸引力在于它和权力和利益之间的密切结合。由于选举和取人的制度日
    益单一化,导致教育制度和取士制度的合一化倾向,官方的知识传播系统自不用说,由于
    权利的指向的惟一性,民间的知识传播体系日益向科举准备转向,到明清时代,整个教育
    体系包括儿童的启蒙教育都日益以科举为惟一取向。这样,在儒家文献经学化的背景之下
    ,权力、儒家知识的真理性和皇权统治的合法性之间的逻辑联系便完整地建立起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科举制度是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和枢纽。在传统的制度框架中,
    儒家的功名和由此所产生的绅士的身份不能继承,同时对参加科举考试没有年龄限制,所
    以说建立在科举制度之上的社会流动方式是一种开放性的途径,这样便可以使更多的人接
    受儒家的观念,杜赞奇说?quot;中央集权和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中起着凝聚力的作用,有
    少许财产并略受教育的人都希望科举入仕,这些人处于社会的各阶层,他们所处的特殊地
    位(介乎大众和儒家精英之间)使其充当了沟通大众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媒体。" 同时,科
    举制也使皇权和绅士之间达到利益的一致性。"士绅及官僚与皇权之间,既有服从与统治
    之间的关系,又具有相互利用的关系。离开了士绅与官僚的支持,皇权的统治就无法长久
    维持。在这种结构中,皇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士绅及家族组织的
    关系。沟通这种关系的基本制度化设置是'科举制'。"
    然后,近代以来,以科举为核心的制度化儒家的形态在中国的内在矛盾和西方的经济、文
    化、军事的冲击的双重压力之下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在解救民族危机的前提之下,到
    1895年前后,学习西方逐渐成为知识阶层和社会上层的共识,一系列旨在学习西方的文明
    和具体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社会变革在戊戌变法以及随后的清末新政的过程中展开。而这中
    间,实际推行开的或者说改革最为彻底的是对于教育制度的改革,具体地说就是废除科举
    和以西方为模仿对象的新教育制度的建立。科举之废除表明了儒家与权力和真理之间的有
    机联系被割断,儒家已不再成为获得权力的前提和知识流动的唯一内容,这样制度化儒家
    便全面崩溃。从1905年的科举废除到1911年清政府被推翻,其间虽不能说有直接的关联,
    但科举的废除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灭亡应该说不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因此通过对于科举
    的危机及其最终被废除的过程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面对近代复杂的社会矛盾,延续了一
    千多年的制度化儒家是如何失去其合法性而逐步解体的。
    二、人口、财政危机和儒家通往权力之途的堵塞
    科举制度作为真理、权力之间的连接点,对保持整个制度化儒家体制的稳定意义重大。清
    政府为解决帝国晚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而率先进行的制度变革
    则是废除科举,结果是作为整个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被抽空,进而统治失去了基本支持者。

    当然废除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制度,并非是一种心血来潮的举动,这完全是社会危机和科
    举自身危机的综合表现。其实,废除科举到了清末已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科举的日益技
    术化倾向日益背离了他的"传道"功能,同时人口和财政的危机迫使朝廷出卖本来必须经过
    科举才能获得的上升通道,使科举贬值。严重的是儒家以培养"君子"为核心的"求道"式的
    反技术主义教育观与西方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观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设计,科举有着许多可取之处,特别在隋唐初创时期,在破
    除门阀势力和体现公平性等方面尤其明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端
    日益显现出来。导致这种弊端明显化的主要原因是"康乾盛世"之后人口的压力和晚清政府
    因为解决国内起义和外力入侵双重危机所带来的财政困境,人口不断增长,但各省录取人
    数却是相对固定的,这就导致科举竞争日趋激烈,与之相应的是科举腐败也日益严重,而
    为解决财政困境而出现的功名的买卖,使科举与权力之间的联结的惟一性受到了挑战,这
    样既破坏了科举的神圣性,同样也损害了科举的吸引力。
    有论者指出:"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 清代人口由清初的
    不足一亿,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达到约四亿三千万。这对于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严重
    的压力。对于科举考试而言,其压力更大,因为从清初的顺治年间到清末的光绪年间,虽
    然乡试的举人名额每朝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在1000到1500名之间波动, 虽然人口增长和
    考生增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比例关系,我们现在也无法确实地了解考生和考中人数之间
    的比例,但是人口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科举之途越来越窄的趋势则是不容置疑的。
    正式的升迁之途的压力,促使人们诉诸非正式的途径,典型的体现是科举中的各种各样的
    舞弊行为不断出现。比如因为考生太多,加上阅卷时间的限制,这些考官挑选出规定的人
    数之后,不管后面的考生水准如何,均弃之不顾,同时考官将阅卷过程看成一条敛财之路
    。在考生方面,为了获得考试的成功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日益严重的腐败使科举进入
    了制度退化阶段,科举制度的优越性越来越被制度的负面因素所掩盖。
    科举考试本来有一套严密的考试制度以保证考试的平等,乡会试的主考官也是由皇帝从朝
    廷大员中钦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了问题。首先是考官就监守自盗
    ,"勾通内帘收掌书吏,预传红号,竟将某卷直送书房,以便呈荐。" 这种风气使得考生
    和考官之间的沟通逐渐交易化,据薛福成的记载:"当咸丰之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
    广众中不以为讳。敏给者常制胜,朴讷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识,闱中不知而摈之
    ,及出闱而咎其不递条子者。又有无耻之徒,加识三圈五圈于条上者,倘获中式,则三圈
    者馈三百金,五圈者馈五百金。考官之尤无行者,或歆羡之。余不知此风始于何时,然以
    余所见,则世风之下,至斯极矣。" 终于在1858年爆出了轰动一时的"戊午科场案",也就
    是在当年顺天府的乡试中出现了撤换试卷、戏子中式、和递条子(使考官能辨认是谁的考
    卷)数案并发的现象,当时被处以斩决、戍边的就有包括大学士、户部尚书和左副部御史
    等在内的朝廷重臣。当时的咸丰皇帝还专门发布上谕说"朕此次严惩,正为士林维持风气
    ,尔在廷诸臣当能默喻朕衷也。" 虽然然自戊午严办考官之后,遂一度没有人敢明目张胆
    以条子相授受,但在科举成功的巨大面前,人们势必还会铤而走险,考试的腐败依然严重
    ,就在1893年大的科场案件就有三件,其中就包括鲁迅的爷爷周福清。同时,考官的许多
    不负责任的做法也加重了这种倾向。
    但是,这或许还不是致命的,对于科举的最沉重的打击在于朝廷为了解决财政的困境出售
    功名和官职,在亦官亦师的中国传统社会,这种作为统治基础的制度性设计由于金钱而消
    蚀了其神圣性,由此整个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便自然受到了极大的毁坏,那么建立在儒家基
    础上的共同价值观就会被瓦解,大量的通过金钱而获得功名者的存在,会使正途者有一种
    "剥夺感"。按布劳的看法,:"由于统治制度不能实现价值观,从而产生剥夺感,因此在
    某种条件下,冲突和变迁就会在社会系统中发生。" 也就是说金钱和功名之间的交换,导
    致了制度化儒家的异化和偏向的力量的逐渐积聚,最终的结局是使整个制度本身的消灭。

    大规模的金钱和功名之间的交换是从太平天国起义后开始的,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的
    巨额军费开支,1853年咸丰皇帝下达谕旨:"著照大学士等所请,由各省督抚,妥为劝导
    ,无论已捐未捐省分,凡绅士商民,捐资备饷,一省至十万两者,准广该省文武乡试中额
    各一名。一厅州县,捐至两千两者,准广该处文武试学额各一名。如应广之额,浮于原额
    ,即递行推展。傥捐数较多,展至数次,犹有盈余者,准其于奏请时声明,分别酌加永广
    定额。加额银数,及如何归并划除之处,悉照大学士等所议办理。其捐生本身,应得奖叙
    ,仍准奏请,另予恩施。" 这么做的结果是使不经过正常考试渠道 而成为绅士的人数大
    大增加,从19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增加了50%。

    表1:太平天国前后文生员学额简表
    各省分配 太平天国前学额 太平天国后学额
    正额 因捐输永广学额 总数
    八旗 109 100 33 142
    奉天 71 130 29 159
    直隶 2845 2848 40 2888
    江苏 1402 1408 360 1768
    安徽 1289 1289 315 1604
    浙江 1800 1803 374 2177
    江西 1350 1350 670 2020
    福建 1187 1208 347 1555
    河南 1631 1633 235 1868
    山东 1830 1830 123 1953
    山西 1536 1542 84 1626
    湖北 1087 1107 427 1534
    湖南 1219 1229 418 1647
    陕西 两省合计 1133 103 1236
    甘肃 1865 882 7 889
    四川 1366 1374 544 1918
    广东 1326 1339 409 1748
    广西 1019 1027 105 1132
    云南 1323 1369 3 1372
    贵州 753 766 1 767
    商籍 81 89 21 110
    总计 25089 25465 4648 30113
    资料来源: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86页。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背景,捐输得功名的人反而更容易获得官职,这样老老实实而又穷
    困的儒生所能获得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蒋琦龄在同治元年(1862年)所上的《应诏上中
    兴十二策疏》中就抨击说,不仅捐纳出身的官吏已经太多,而且各省督抚更喜欢任命"异
    途",而不愿意给贫穷的从正途上来的官员以实际的职位。加上军功集团挤占,因此事实
    上许多人一辈子只能作?quot;候补",而很难充任实际的职位。
    到了晚清,由于战败而承担的种种赔款不但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整个国家财政也已
    经破产,因此出卖禄位和朝廷的名器成为解决财政困境的一种重要的手段。据山西一位乡
    绅的日记中说:"为赔洋款,山西一省共捐二百余万金,凡出枋浣鹫撸陨透抵肮俳住
    O衷谝蚓枋涠霉僬叻追祝现恋捞ā⒅轮林亍⒔坦僭又埃砸蚓枋涠茫
    髦茫绱酥蘼壑良耍嘤泄僦霸谏恚伎煽病?quot;
    制度和人们的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以"利益"作为纽带而确立的,科举本身就是通过功名来吸
    引人,但捐纳的过度扩张,造成科举和权力之间的平衡关系被打破,进而造成制度本身的
    缺口,也就是说制度本省已经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体制内的人员的利益,这样这种制度的
    正当性和吸引力自然会受到影响。据张仲礼的研究"从理论上说,文生员和平民不得捐官
    。因为文生员是在学的学生,理应努力进取更高的荣誉,并由此而谋'正途'出身。平民不
    应平步青云,一跃而为上层绅士。然而在实际上生员和平民都允许捐监生和贡生衔,他们
    可由此再进而捐官。其中有的人从未真正成为监生和贡生,因为他们捐官时,将监生和贡
    生捐银和官职的捐银同时缴纳,因此在官员们的奏报中,往往将捐官者的出身分别为官吏
    、绅士、商人或富豪?quot; 这就好比说是直接在街上买一张毕业文凭在去买一个官职,
    这样的结果就是谁有钱谁就可以当官。
    一旦以科举为枢纽而建立的权力/真理/利益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便会导致整个社会对于儒
    业的疏离,同时老百姓对于传统的功名的尊重感也就大大地减弱了,转而对财富和拥有财
    富的人表现出仰慕。据刘大鹏日记说:"顷闻太谷大富王姓者年二十余,先捐一道员,改
    捐莫部郎中,于本月初八日赴京供职,饯行者络绎不绝,路旁之人莫不歆然倾慕。嗟乎!
    富家之子不读书而可列于朝廷,贫窶之士抱学问而终困于朝野。"
    由此看来,原有的社会评价系统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其结果是导致对于先有制度的排拒心
    理,而科举作为制度化儒家的核心制度逐渐失去其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力。。
    三、科举的形式化和儒家与真理的疏离
    科举制度对于儒家观念的传播是十分关键的,当儒家的价值观成为一种社会流动的必要的
    和前提性的条件时,对于这种价值观的认同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但以对知识的流动实
    行控制为主要特征的思想观念的制度化本身意味着他对于社会秩序的各种竞争性的解释的
    控制甚至排斥,就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明确标榜的。这会导致两方面的后果,其一
    是,因为"社会的凝聚要求适当地建构核心模式,以向更大的受众传送。" 所以考试的内
    容越来越集中少数的儒家经典如《四书》上。这样儒家的观念其实只能是部分地被表达。
    其二,由于对于竞争性解释的排斥,使主流的观念因缺乏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僵化。科举的
    发展便是这样,在不断形式化的过程中而导致其形式和内容的不断背离。
    科举考试作为一种以传达儒家观念为核心的选举性考试制度,考试形式和内容不断地发生
    变化,自北宋的王安石改革科举内容起,一种根据儒家的经典阐发义理的"经义"之试便确
    立了。按康有为的说法,"推王安石之以经义试士也,盖鉴于诗赋之浮华寡实,帖括之迂
    腐无用,故亦借先圣深博之经文,令学者发精微之大义,以为诸经包括人天,兼该治教,
    经世宰物,利用前民,苟能发明其大义微言,自可深信其通经致用。立法之始,意美法良
    " 。这种"依经按传"代圣贤立言的考试方式便被延续下来,只是依据的经典变成了朱熹所
    作的《四书集注》。并发展出一种严格的考试文体"时文",或称制义,即通常所说的八股
    文。
    对于八股文这种形式的本意和实际的作用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或许我们起码不
    能仅仅简单地用现代教育的目光来衡量这种制度,这并非本文的重点, 这里所要讨论的
    是因为出?quot;通经致用"为目的而设立的制度逐渐僵化和技术化,进而演化为一种表面
    上和形式上的东西,这样考题中的儒家经义的内容反而成了一种点缀。这也是自明末开始
    人们攻击以八股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的主要着力处,有人甚至要八股为明代的灭亡负责。
    清代沿用明代的考试方法,将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本意是通过这种制度性
    的手段,将儒家的义理贯彻到社会各个层面,以维护政治社会的体制和秩序。如清高宗在
    命方苞选辑《钦定四书文》时说:"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沈潜于四书、五经之义,
    含英咀华,发摅文采,因以觇学力之深浅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气运。诚以
    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钜也。" 即通过对儒家经义的体会来激发内心
    的秩序感。但这一点连乾隆自己都表示怀疑,在乾隆五年(1740年)给太学下的谕令中就
    说:"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习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
    尝有志于圣贤之道。"
    当科举成为惟一的上升通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对于考试技巧的研究必然会超过对于考
    试内容的关注,而学校作为与科举相联系的儒家传播途径,也必然会演变为科举的预备机
    构而不是圣贤之道的推广渠道。到了晚清时期,人们对于考试形式的看重和对于内容的忽
    视已经到了有点偏执的地步。甚至对于字体的讲究都要超过对于义理的体认。据山西乡绅
    刘大鹏在1896年9月12日的日记说:"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殿
    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
    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工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
    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若见一生人,阴问此人书法如何,善写钦仰,
    不善写则轻视,风气使然也吁。"
    如果说由于科举的形式化造就了儒家和真理之间的距离的话,那么这种危机是内在的,是
    由制度化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科举的不断形式化和技术化倾向势必使科举的内容和形式
    之间产生巨大的分离,也就是说一个人?quot;德性"只有通过行为而不能通过一种形式上
    的检验而测量出来,因此科举的腐败是必然的。这是由科举这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先天的
    矛盾所决定的。列文森说:"儒家的需要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形成,但科举制度形成后似乎
    又违背了儒家的需要,它甚至按照那些想成为官员之人的愿望把文化提升到了品质之上,
    因为毕竟学问是能够系统检验的,而品德则不能。" 然而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产生的违背
    制度原则的次级制度,则是制度化儒家在晚期最大的危机。
    儒家的制度化决定了从事"儒业"的声望,因为声望本身可以对社会地位的差异进行再细致
    化和补偿,以保持儒家的象征意义,所以按清代的制度,教职需有专门的选拔途径,教授
    必须出身进士、举人。而学正、教谕、训导,也要有进士的身分,但是在雍正的时候,首
    开将不胜任的官员改任教职的命令,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成例,即教职"殆成为庸劣人员的
    安置之所。" 这表明在正式的以儒家为核心的制度之下,产生了极具操作性的次级制度,
    而这种制度虽然并不直接与核心制度相冲突,但因其实用性而极大地消解着核心制度的神
    圣性。它对制度化儒家的打击随着人们将科举视为近代人才匮乏的原因时,越发的明显。

    因为科举考试除了为朝廷选举服务人才之外,其重要的功能还在于造就一批社会的榜样人
    物,通过赋予他们特殊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威而作为转变民众观念和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力
    量。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上谕说:"向来直省各学政、岁科考试,取进童生,覆试时
    定有敬谨默写《圣谕广训》之条。诚以士为民倡,果能平时服诵,相与宣讲,内而砥砺躬
    行,外而化导乡俗,自见薰德善良,风气日臻醇厚。" 但事实上,由于投考者和录取者之
    间巨大的差额和在科举所能带来的现实的功利面前,读书人早已将"化导乡俗"而使民风醇
    厚的责任置之一边,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以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齐召南说?quot;士子以四
    书五经为干禄之具,而不知其为修己治人之方;其所为人,悉是剿说之余,而不足为躬行
    心得之验。仁智之性,既塞其源,恻隐羞恶是非之良,亦仅存而无几。本实拨矣,枝叶何
    观。" 正是因为参加考试的士子们已经将"四书五经为干禄之具",因而身上便少有道德承
    当意识,因此诸如"冒名顶替"(即所谓雇枪手)、"垫塞"(即将大量写好的文章缝在衣服
    里,或放在考生带饭的蓝子里)、"传递"(一旦大考官将题目公布,立刻有人将之传给在
    场外等待的人,然后着手写文章,再通过看守和监考人员将之传递到需要的人手中,毫无
    疑问这种做法需要预先沟通)等手段层出不穷。到晚清的最后几年甚至发展成聚众闹事和
    借机生事的理由。徐复观先生的一段话恰当地描述了科举作为制度化儒家核心设置的异化
    的实质:"科举在事势上只能着眼于文字,文字与一个人的行义名节无关,这便使士大夫
    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脱节,使知识分子对文化无真正底责任感;使主要以成就人之道德
    行为的文化精神,沉没浮荡而无所谓。文字的好坏,要揣摩朝廷的好恶,与社会清议无关
    ,这便使士大夫一面在精神上乃至在形式上完全弃置乡里于不顾,完全与现实的社会脱节
    ,更使其浮游无根……科举考试都是'投牒自进',破坏士大夫的廉耻,使士大夫日趋于卑
    贱,日安于卑贱。把士与政治的关系,简化为一单纯的利禄之门,把读书的事情,简化为
    单纯的利禄的工具。"
    四、现代教育的理念和模式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我们说制度化儒家的解体是由内外矛盾的双重压力下解体的,而所谓的外力,除了表层的
    "船坚炮利"之外,最核心的层面则是制度和这些制度背后的价值观。科举的危机正是制度
    危机和价值危机的集中体现。
    儒家的榜样性形象是圣人,而现实目标则是成为君子。虽然对于君子和圣人,可以有许多
    种解释的方式,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并非是他擅长于做什么具体
    的工作,而是说他能够对上天通过自然和人体现出的宇宙秩?quot;道"有所体会。正是在
    这种基本背景之下,中国人的知识指向更多是关注社会秩序的建立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包
    括人如何维护这种社会秩序。因此起码从制度化儒家确立的汉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内容是
    如何灌注儒家的这种思想倾向,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正是因为儒家所要造就的
    就是"君子",所以作为儒家制度化的核心内容的科举,他所要选拔的便不是专门的管理人
    才或技术人员,而是一种对于儒家的秩序观念有着深刻的认同的"君子。"马克斯·韦伯对
    于中西考试的内容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quot;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
    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
    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及由此产生的、
    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
    但是这样的理念在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强势面前,很快失去了其合法性。在鸦片战争的屈辱
    面前,已经日趋腐败的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知识倾向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挑战,因为,儒家所着力养育的人才根本无力应对洋人的坚船利炮。当时参加《南京条约
    》谈判的黄恩彤,谈到中国的海防说:"无论昔之言战言防、均成画饼。即今之言造船,
    言铸炮,言练水勇,言筑台堡者,亦复毫无把握。 "在民族的尊严遭受严重的侵犯之时,
    怀疑和反思的情绪充满了知识阶层对民族国家的前途的思考中。与此相关的倾向主要有二
    种:在观念层面是试图对儒家的内容进行重新理解,这样,儒家经世致用的方面和具备更
    大的解释可能性的今文经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而在制度变革的应对上,则是主张引入西
    方的制度模式。
    在制度改革上,因为涉及许多禁区,所以改革学校和科举制度逐渐成为舆论共识。并逐渐
    落实到具体的措施上,如在设立学校方面,鉴于与外国交涉需要外语人才,所以在建议设
    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时,奕訢还建议设立专习外国文字的"同文馆",并于1862年正式
    建立。此后上海的广方言馆和洋务学堂开始出现,1867年同文馆奏请招收正途的学生,虽
    受到倭仁等人的严厉攻击, 但无论如何在制度化的知识传播途径中非儒学的成分逐渐进
    入,使得儒家的独占性优势被破坏。
    最初对于科举的改革的想法主要是试图在原有的考试内容上作一些变动, 也有人主张特
    设一科,来专门选拔有造船、制造、驾驶、测量的人材。在经过无数次的质难和辩驳之后
    ,1988年举行的戊子乡试,首开算学科,并决定只要报名人数在20名之上者,就可以开考
    。虽然以后数次均因报名人数达不到要求而停摆,但这毕竟对儒家的"求道斥器"的教育理
    念是一种重大的冲击。
    随着中外冲突的不断加剧和中国一次比一次惨重的失败,许多人逐渐将社会批评的矛头指
    向科举。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科举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出气筒。严复说:"逮甲午东方
    事起,以北洋精炼而见败于素所轻蔑之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所以然之故,乃恍
    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年通用取士之经义。" 在十分情绪化的年代里,人们
    已经不仅将目标对准科举的内容,甚至主张连科举这种形式也应该废除。如康有为说:"
    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今群臣济济,绝无以任事变者,
    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古台辽之割,……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皆)割
    于八股。" 而梁启超的分析开始意识到了"君子不器"的科举理念和西方的教育体系在提升
    国民素质上的不同之处。梁启超以西方的普及教育为坐标认为中国的科举考试则是趋中国
    人于愚昧的境地,因此应该废弃。 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科举和儒家传播之间的关系,不
    过他以现代教育的立场指出科举不利于儒家的传播,而且是使儒家思想与民众阻隔的主要
    障碍。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朝廷开始接受有关国家知识治理制度的重构的建议,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设立"官书局",以选择翻译外文书籍和各国报纸,以传播新知识。光绪二十二
    年(1896年)于京师设立大学堂,并在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的建议也被采纳。科举
    的改革继续进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经济专科设立,这样在传统的科举之外又别设
    一途,与正途相类。同年科举中的八股文体被废除,而改试策论。
    虽然因为戊戌政变,许多新政的措施很快被废止,不过京师大学堂因为外国教习已经聘任
    等原因而继续,其他的教育改革措施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开始也陆续恢复,清廷在
    西安宣布将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废除时文诗帖,而是用经义和策论来考试,并停止
    武科。并在回北京之后下?quot;将宗室、觉罗、八旗等官学,改设小学堂、中学堂,均归
    入大学堂办理,……各省驻防官学、书院,一律改为小学堂。"
    学校教育和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类型,借用何怀宏的说法:"
    由旧科举向新学校的转变,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即它甚至
    还不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培养制度,而只是一种初步的选拔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
    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制度的转变,前者是依附于一个等级社会,而后者是走向一个平
    等社会;所以前者必须严格精选,限制数量,保证质量,而后者则不妨广开学路,尽量吸
    引人受教育,各学一技术,各习所业?quot; 正是因为科举和新式教育在社会功能也就是
    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的获得上的巨大不同,所以科举始终是新式学堂发展的障碍,因此许
    多新派人士均将科举视为学堂的敌人,张之洞就说过:"夫学堂虽立,无进身之阶,人不
    乐为也。其来者必白屋钝士,资禀凡下,不能为时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于科举而
    已。------使乡试会试仍取决于时文,京朝官仍絜长于小楷,名位取舍惟在于斯;则虽日
    讨国人而申儆之,告之祸至无日,戒以识时务、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暗如故,空
    疏亦如故矣。故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 因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以科举阻碍学堂为名,要求逐年减少学额,直至到最后"舍学堂别无
    进身之路"。到1906年科举正式被废除。
    按罗兹曼的说法:"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
    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他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由于它被废
    除,整个社会丧失了它特有的制度体系。" 尤为严重的是,科举本身的危机和近代学堂的
    冲击,导致了作为儒家的基本支持群体的绅士群体逐渐分化瓦解,而且绅士身份的社会的
    吸引力的减弱。而科举的废除致使不在存在绅士群体产生的机制,这导致了实际和潜在的
    儒家群体的力量削弱,儒家越来越失去了他的民众基础。但是在西方文化的示范作用之下
    ,后发国家都面临着丧失其特有的制度体系的危机,这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所必须
    要偿付的代价。
    制度化结构和文化价值之间是一种互相证明的关系,对此布劳的说法值得注意,他说:"
    文化价值使社会秩序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各种安排合法化。合法化导致赞同社会共意,社
    会共意赋予现存的或期望的社会条件以价值,因而稳定地促进他们。" 因此说科举维系着
    儒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的制度体系之间的平衡。因此说,以对于科举的怀疑和废除科举为
    前导,由于对于儒家价值观的信心的丧失,整个晚清的改革一个中心,一言以蔽之,就是
    对于传统制度体系中儒家成分的否定,同样也是对儒家的制度体系的否定。首先以西方的
    教育模式为基础的新式学堂的建立,使儒家失去了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教育的内容也已
    经由儒家的经典转向自然科学知识和外语;其次以建立议会为核心的新的行政模式建立,
    消解了皇权和等级制度;再次,对于西方法律的模仿使得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原则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样无论是儒家的制度化还是制度的儒家化,都不复存在现实的根据,
    制度化儒家逐渐走向了终点。

    科举制在近代危机中所遭受的解体命运其实不仅仅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于以皇权为
    核心的中国的传统的制度系统和价值系统整体危机的一种体现。尽管我们现在对"现代化
    "、"现代性"有着种种的理解,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现代性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 从这个
    角度看,近代中国对于科举的批评似乎是在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制度的功能。
    在全新的制度体系中,儒家的合法性便不复存在,同样儒家也不可能为一种新的制度体系
    提供合法性依据。因此在近代中国,儒家传播系统和儒家与权力结合的途径的解体是必然
    的,而科举只不过是充当着解体的先导者。余英时说?quot;无论儒家建制在传统社会具有
    多大的合理性,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地解体了。儒家思想被迫从各个层次
    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儒家
    与有组织的宗教不同,它的思想传播中心不是教会组织而是各级的公私学校,而中国传统
    的教育直接与科举制度连成一体。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的信号,
    其事尚在辛亥革命之前。"